汤若望对清朝的贡献极大,尤其在顺治临终立储的关键时刻力荐已出过天花的玄烨(即后来的康熙帝),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,但“没有他就没有之后的盛世”之说略显夸张,历史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清初政局未稳,满族入主中原,虽灭明室,却倚重吴三桂等汉人藩王,埋下三藩之患。顺治帝年少登基,体弱多病,日理万机,早已积劳成疾。据《清史稿》载,顺治十七年(1660年),其宠妃董鄂氏病逝,帝悲恸过度,身心俱疲;次年正月,竟染上当时致死率极高的天花——此病在清代被视为“绝症”,皇室成员尤惧之。
顺治本有避痘南苑之例,然因董鄂妃病重不忍离去,终致染疫。此时他已兼患肺疾,二症交攻,命悬一线。国不可一日无君,继承人问题迫在眉睫。孝庄太后主张立年幼之孙玄烨,顺治却忧心重演多尔衮摄政旧事,恐幼主难驭权臣,江山倾覆。
僵持之际,孝庄请出一人——汤若望。此人为德意志科隆人(原文误作“罗马人”),天主教耶稣会士,明末来华,通晓历法、天文,深得顺治信任,官至钦天监监正,赐号“通玄教师”,位列一品。顺治称其为“玛法”(满语“爷爷”),常召入宫问政论道,视若心腹。
汤若望深知天花之烈,亦明免疫之理——凡出痘痊愈者,终身不复染。时三皇子玄烨年仅八岁,但曾患天花而幸存。汤若望据此力谏:“立储以安社稷,当择已出痘者,可保宗庙无虞。”此言切中要害,顺治顿悟,遂于临终前下诏立玄烨为太子。
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
康熙继位后,果不负所望,擒鳌拜、平三藩、收台湾、御沙俄,开启康乾盛世。汤若望虽已于康熙五年(1666年)病逝,未及见盛世全貌,然其一言定储,实为清初转危为安之关键一着。
然须警醒:历史非一人可挽狂澜。将百年盛世归功于一外籍传教士,实乃简化复杂历史进程。孝庄之谋、顺治之决、玄烨之才,乃至制度调适、民生恢复,皆不可或缺。汤若望之功,在于以科学认知介入政治决策,于关键时刻提供理性依据,其贡献当铭记,但不宜神化。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汤若望如一颗异域星辰,照亮了清初权力交接的幽暗时刻,却非盛世唯一的光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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