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严为什么会被诸葛亮废除,李严是因为粮草问题才被废的吗

李严被废的根本原因并非单纯因粮草问题，而是权力博弈失衡、政治信任破裂与托孤体制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。

托孤双臣：表面共治，实则暗流涌动

白帝城托孤，历来被视为君臣相得的典范。然细究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与《李严传》，刘备临终前实授二人重权：“以亮为丞相，录尚书事，假节；严为尚书令，中都护，统内外军事。”一主内政，一掌军权，看似分权制衡，实则埋下隐患。李严虽同为荆州人士，却非诸葛亮所属的“荆襄士人集团”核心，反与法正、孟达等东州派关系更密。刘备此举，诚如后世史家所言，意在“以防诸葛专权”，然此平衡之术，终难持久。

粮运风波：导火索还是遮羞布？

建兴九年（公元231年），诸葛亮第四次北伐，命李严督运粮草。时值夏秋连雨，栈道断绝，粮运受阻。李严遣使告亮：“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？”旋即又上表后主刘禅，称“军伪退，欲以诱贼”。此一反复，看似自相矛盾，实则暴露其政治困局。按《三国志·李严传》载，事后李严“辞穷情竭，首谢罪负”，坦承其过。然疑点重重：天灾客观存在，李严何不直陈天象，反要构陷已与其书信沟通撤军的诸葛亮？岂非自留罪证？

此中蹊跷，恰如南怀瑾先生所叹：“历史之笔，常为胜者执。”蜀汉无国史，陈寿修《三国志》多依魏晋官方档案及诸葛亮文集。李严既败，其声辩无从留存，唯见诸葛弹章痛斥其“安身求名，无忧国事”，更揭其屡求割巴州五郡自立，乃至妄比司马懿开府——此皆触碰蜀汉政权“尊王攘夷、集权成都”之根本禁忌。

古语有云：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。”然李严之废，非功成被弃，实乃托孤体制崩解之必然。刘备欲以双头马车稳驭危局，却未料诸葛亮“鞠躬尽瘁”之志与李严“求名自固”之心终难兼容。当北伐大业需绝对权威，任何分权皆成掣肘。故粮运之事，不过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回看这段公案，不禁想起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警句：“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”李严之败，表面咎由粮误，实则源于蜀汉权力结构之先天不足与个人政治智慧之局限。历史从无简单因果，唯有在烟尘散尽后，方见那盘棋局中，谁是执子人，谁是局中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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