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传位给李治,其实道理很简单:嫡子只剩李治一人,且他性格温和、易于掌控,符合李世民在经历夺嫡之痛后对“稳定继位”的迫切需求。

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,早早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。此子自幼受宠:名字由祖父李渊亲定,寓意“总领乾坤”;一岁封恒山王,六岁拜儒学大师陆德明、孔颖达为师;武德九年(626年),年仅八岁即被册立为皇太子,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
然李承乾不守本分,宠幸乐人,拒谏饰非,更因忌惮四弟魏王李泰得宠,竟策划暗杀。事发后,虽有大臣如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上表劝废,李世民仍坚持:“吾儿虽患足疾,然为嫡长,岂可舍嫡立庶?”足见其对宗法秩序的执着。
然转折点在于李承乾谋反败露,直言乃因李泰觊觎储位、太宗偏爱所致。李泰为争储,竟对父皇许诺“杀子传弟”——声称将来杀己子而传位于弟李治。此举看似忠厚,实则阴险。更以汉王李元昌之事恐吓李治,反被李治如实禀告。李世民闻之震怒,叹曰:“泰立,则承乾与治皆不全;治立,则两子可存。”遂决意废李泰。
至此,长孙皇后所出三子中,李承乾谋反被废,李泰权谋失宠,唯余晋王李治——年少温顺,无党无私,成为唯一合乎“嫡出”又“无害”的人选。
后世常言李治“软弱无能”,实多受影视剧误导。史载其在位期间,灭西突厥(657年)、平百济(660年)、克高句丽(668年),疆域达唐朝极盛,史称“永徽之治”。此等功业,岂是庸主所能为?
诚如杜甫所咏:“煌煌太宗业,树立甚宏达。”而李治承其遗志,拓土开疆,正可谓“继圣守成,光大于后”。
李世民亲历玄武门之变,深知皇子一旦成年、结党,必生祸乱。李治时年二十出头,性情仁厚,未树私党,舅父长孙无忌又为重臣,可辅政保稳。相较之下,李泰机巧多诈,李承乾刚愎叛逆,皆难控驭。故李世民宁选“看似平庸”却“易于驾驭”之李治,以保社稷安宁。
须知帝王之家,亲情常让位于权柄。李世民自己便是以兵变夺位,焉能不惕?他不惧儿子无能,只怕儿子有野心。
是以,传位李治,非出于无奈,实为深思熟虑后的最优解——既守嫡庶之礼,又避兄弟相残之祸,更确保权力平稳过渡。此中权衡,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“立嗣以长,礼也;然择贤尤重。”而李世民眼中,此时之“贤”,不在才略,而在“不争”。
恰如白居易诗云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,一生真伪复谁知?”李治之“柔”,恰是乱世之后最需的“静水深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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