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设立军机处,实则是为了强化皇权,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固有矛盾,这是封建社会权力机构更迭的缩影。话说雍正七年(1729年),借着对西北用兵的由头,雍正帝悄没声儿地捣鼓出了一个新机构——军机处。这理由嘛,听着就有点蹩脚:他说原来的内阁设在太和门外,离皇宫中心太远,容易泄密,于是乎就在隆宗门内找了个地儿,组了这么个班子。名义上是从内阁里挑些嘴严的人来办事,可实际上选谁、怎么干,大家心知肚明,那都是皇帝说了算。这就像老话说的,“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”,权力核心的变动,往往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算计。

其实这事儿背后有个大背景:清朝入关后,权力体系乱糟糟的,几代皇帝都在慢慢收拾摊子。雍正这一招,可不是独一份,历史上早就有先例,手段都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果把军机处的设立放到清初、甚至整个朝代史里看,您会发现历史总是“惊人”地相似,就像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”,权力游戏换汤不换药。
清朝虽说宣传上有十二位皇帝,但真正在中原站稳脚跟是从顺治帝开始的。顺治当皇帝时间不长,原因至今成谜,但结果很明白:他留下的“孤儿寡母”——孝庄太后和年幼的康熙,根本镇不住场子。于是鳌拜这些权臣就跳出来“辅政”了。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熟,康熙智擒鳌拜,夺回大权,可朝廷还不是他一人说了算。按清朝老规矩,有个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,有点类似明朝的内阁,他们的决定能跟皇权掰手腕。为了破这个局,康熙帝在康熙十六年(1677年)搞了个新机构叫“南书房”。听着挺雅,就是陪皇帝读书写字、吟诗作画的地儿,入选的都是心腹近臣。可久而久之,这地方不光风雅,还负责起草诏书,不知不觉就成了新的权力中心,慢慢把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和内阁挤到了一边。
值得注意的是,康熙朝那会儿朝政错综复杂,纳兰明珠和索额图结党营私,满汉关系也绷得紧。南书房起了个缓冲作用,成了党争的交汇点。党争一旦摆到皇帝眼皮子底下,威胁就小多了,康熙帝正好借力打力,玩起了制衡术。可到了雍正这儿,他觉得南书房权力太大,有点尾大不掉,不好拿捏了。这也不奇怪:顺治时,鳌拜这帮人还不敢太放肆;康熙上台后,干掉鳌拜,用南书房削弱旧势力;雍正呢,自然看康熙留下的机构不顺眼,想着推倒重来。于是,他就以西北用兵怕泄密为借口,撇开内阁和南书房,成立了军机处。
雍正显然学了康熙设南书房的路子,但在用人上更精明了。这时的军机处不是个固定衙门,而是个小团体,成员都是雍正信得过的人,而且个个身兼多职——说白了,全是“兼职”。既然不设正式官职,选人标准就一条:皇帝信任。这么一来,军机处稳稳取代南书房,成了新的权力核心。后来到乾隆朝,它才固定成常设机构,一直撑到清末。您瞧,这权力更迭就像走马灯,皇帝们总在警惕身边人,生怕大权旁落。
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,两大矛盾一直没消停过:一是中央和地方争权,二是君权和相权(为代表的其他权力)斗法。处理方向嘛,几乎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君权,雍正设军机处,跟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做法如出一辙。看看汉朝就明白了:汉初一度“虚君实相”,丞相可以“开府治事”。什么意思?丞相作为三公之一,带着手下在自家府邸办公,叫“府中”,朝政大事先在这儿处理,再五日一朝向皇帝汇报。所以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里说“宫中府中,俱为一体”,就是这么来的。这模式跟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、内阁乃至军机处,本质都是君权与相权的拉锯战。历史就是个轮回,皇帝们用差不多的法子,一遍遍上演权力集中的戏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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