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自成的军队主要依靠劫掠富户和开仓放粮来维持军需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免税政策。

明末风雨飘摇之际,李自成以“均田免赋”的口号席卷中原,其麾下儿郎高唱“杀牛羊,备酒浆,开了城门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的歌谣,令无数饥民如醉如痴。这句传遍民间的俚语,恰似一把锋利的刀,劈开了明朝沉重的税赋枷锁,却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。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正月,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时,其部众不过二十万,然而这二十万乌合之众,却将大明三百年的江山踏为齑粉。这般惊人的扩张速度,背后正是“不纳粮”政策的魔力——当时明朝两线作战,国库早已枯竭,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。李自成的承诺,宛如久旱逢甘霖,让无数绝望的农民看到了希望。
《战国策》有言:“天下有道,万民皆安;天下无道,盗贼蜂起。”李自成的“均田免赋”看似仁政,实则是一场理想主义的冒险。
然而,税收乃国家机器运转之根本,正如《国史大纲》所言:“无税则无官,无官则无兵,无兵则无国。”李自成若真如宣传般不征税,其军队粮草从何而来?史载李自成起义初期,确实未曾征收赋税,而是通过“打土豪”“开仓放粮”维持军需。此法虽能赢得民心,却也暗藏隐患。
李自成的“不纳粮”政策,实则是以理想主义对抗现实的困局。明末社会矛盾尖锐,土地兼并严重,农民起义军若想获得支持,必须打破既有的剥削体系。李自成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,将“均田免赋”作为政治旗帜。
然而,理想与现实的鸿沟远比想象中深邃。史载崇祯九年(1636年),李自成在河南汝州等地“开仓放粮”,将囤积的粮食分发给饥民,此举确实赢得了大量支持者。但这种模式仅能维持短期生存,一旦规模扩大,便显现出致命缺陷。
李自成的军队在攻占北京后,竟将“不纳粮”的承诺推向极端。史书载其“拷掠百官富户”,将明朝官员府邸洗劫一空。这种行为虽能短期内解决军需,却彻底撕裂了与百姓之间的信任纽带。
李自成的“不纳粮”政策,本质上是种“空中楼阁”。明末财政崩溃,国库空虚,李自成若真不征税,其军队根本无法维持。史载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前,曾多次“打土豪”“开仓放粮”,但这些手段终归是饮鸩止渴。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三月,李自成进入北京后,其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史书记载,李自成“拷掠百官”,将明朝官员的金银财物洗劫殆尽。这种行为虽解燃眉之急,却彻底背离了“不纳粮”的初衷。
《汉书·食货志》有云:“民之为用,犹水之于器。”李自成的政策如同倾倒的水,看似汹涌澎湃,实则缺乏容器支撑。
李自成的悲剧在于,他始终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税收制度。当清军与吴三桂联军攻破山海关时,李自成的军队已陷入“无米之炊”的绝境。史载其部众“士卒多饿死”,最终在一片混乱中灰飞烟灭。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,李自成的“不纳粮”政策,既是其崛起的助推器,也是其覆灭的导火索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言: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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