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皇帝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对和珅下手

嘉庆皇帝为何迫不及待对和珅下手？答案就一句话：不除和珅，难立新君之威；不抄其家，难填国库之虚。

一、乾隆未死，嘉庆已困——四年“影子皇帝”的憋屈

1795年，乾隆帝禅位于十五子永琰（即嘉庆帝），表面退位，实则紧握大权。他明发上谕：“归政后，军国大事仍奏朕前，称太上皇。”于是，嘉庆虽居帝位，却如傀儡木偶，近四载不得专断朝政。此非寻常忍耐，实乃帝王尊严被层层剥蚀——“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”，然嘉庆之怒，只能藏于袖中，咽于喉底。

1799年2月7日，乾隆崩于养心殿，六十四年乾纲独断终告落幕。仅仅十五日后，2月22日，和珅便被赐自尽。此举看似急切，实则蓄谋已久。嘉庆所求者，非仅复仇，而在立威——以雷霆手段宣告：旧时代已死，新时代当立。

二、和珅非权臣，只是宠臣——失宠即亡的宿命

和珅之罪，史有明载。《清史稿》记其“夹墙藏金二万六千馀两，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，私库藏金六千余两，蓟州当铺赀本十余万”。野史虽云“和珅之富，可敌二十年国税”，或有夸张，然其贪黩之巨，确为清代罕见。恰如白居易《秦中吟·重赋》所叹：“夺我身上暖，买尔眼前恩。进入琼林库，岁久化为尘。” 和珅聚敛之财，正是民脂民膏所凝。

嘉庆深知：欲树新权威，必毁旧象征。而和珅，正是乾隆晚年昏聩、朝纲败坏的活招牌。

然令人费解者，和珅素称“聪明绝顶”，为何毫无防备？实则他早有动作。早在乾隆六十年九月正式立储前，和珅便密报嘉庆：“皇上将立殿下为太子。”本欲示好，孰料嘉庆面无喜色，反生嫌恶。此事后竟成“泄漏机密”之首罪。可见，在权力交接之际，示好反成僭越，殷勤反招猜忌——此乃政治之险，非智者可全避也。

然究其根本，和珅之败，在于身份错判。他非霍光、非张居正，非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权臣，而仅为倚宠而骄之宠臣。宠臣之权，系于君恩一线；一旦龙驭上宾，恩宠顿消，权势如沙塔崩塌。嘉庆只需一道谕旨，便可令其束手就擒，何须兵戈？

嘉庆亦非莽撞之人。他先命和珅总理乾隆丧仪，使其安心；旋即下诏革职、抄家、定罪，十五日内完成清算。此非急躁，实乃快刀斩乱麻——既防其党羽串联，又借民愤以固己位。正如苏轼《晁错论》所言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嘉庆深谙此理，故不容半日迟疑。

回望这段历史，不禁令人思及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警句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 和珅之覆，非仅一人之祸，实为整个乾隆晚期吏治崩坏之缩影。嘉庆虽速除奸佞，却未能根治积弊，终致清室江河日下——此又是一重历史之叹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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