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盛世军队充足，为何安禄山却敢叛乱呢

安禄山敢叛乱，实因玄宗晚年放权过度，致节度使兵权膨胀，而中央府兵废弛，制度之弊酿成大祸。

兵强马壮的迷思

天宝年间，大唐军力部署如星罗棋布：安西节度使驻兵二万四千，北庭二万，河西七万三千，陇右六万六千，朔方七万二千，河东六万七千，范阳九万，平卢三万八千，剑南二万二千，岭南一万四千。表面看，兵精粮足，何以安禄山敢犯上？盖因他所掌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，共十五万精兵，皆是常年征战之师。府兵却久不习战，如《资治通鉴》所叹：“府兵之制，本为农隙练兵，然至玄宗时，兵不识刃，将不谙阵。”安禄山募兵多为胡人，认同唐室本薄；即令汉人，经其收买，亦成叛心。此乃制度之谬：常战之兵，与久闲之兵，高下立判。

昔吕洞宾修道终南，尝言：“道在平常，不在奇崛。”兵亦如此。安禄山练兵如张三丰炼丹，专精于一隅，却忘根本——边镇兵强，中央兵弱，恰似江河注海，源头已溃。杜甫《忆昔》有云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”盛极之时，暗流已涌。安禄山借战事频发之机，令麾下将士如臂使指，而长安府兵却如枯枝，一触即折。

玄宗的昏聩与安禄山的野心

安禄山早年投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，被收为义子。其人机敏勇武，旋获玄宗宠信，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，天宝三载更掌范阳，兼领两镇兵权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有言：“明主不蔽，奸臣自消。”玄宗晚年却昏聩怠政，一而再放权，令安禄山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其兵势既成，地理又利：范阳扼幽燕要冲，直指潼关，如利刃破帛。玄宗曾问：“禄山忠否？”近臣答：“其貌忠厚，心藏虎狼。”玄宗不察，终酿大祸。

权力若失衡，如《国史大纲》所警：“君主失察，臣下专权，国之大患。”安禄山之叛，非独其人之过，实因制度之失。昔张三丰于武当山观云：云聚则雨，云散则晴；治国亦然，权衡得当，方能长治久安。玄宗放权如撒网，网开一面，却漏了滔天巨浪。安史之乱爆发，长安沦陷，百姓流离，杜甫叹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盛世之末，竟成浩劫。

安史之乱非一时之乱，乃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分水岭——盛世兵强，却因制度腐朽，致叛军如虎添翼。警醒后世：治国之道，不在兵多，而在权衡有度；不在边将勇，而在朝廷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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