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,实为集权所需,以伦理纲常代严刑峻法,既固皇权之基,又避秦亡之祸。

儒家倡“君权天授”,视天子为天命所归,万民唯仰是瞻,此说如《论语》所云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昔张三丰隐武当修道,尝言:“治国如炼丹,火候过急则焦,过缓则散。”汉武帝深谙其理,察国力既盛,匈奴屡犯,诸侯坐大,亟需一统人心。道家休养生息之策,初解汉初民困,然如《史记》载,文景之世“七国之乱”已露端倪,诸侯尾大不掉,非伦理纲常不足以束之。儒家以孝悌忠信为网,织就思想之笼,使百姓知尊君而忘私斗,兵源自丰,外战可恃。此非独术数之巧,实乃时势推移,柔术须化刚锋,方成久安长治之道。
法家之酷烈,终致秦祚短促。始皇焚书坑儒,以刑止刑,百姓如履薄冰,陈涉一呼而天下响应,此乃“竭泽而渔,岂不获得?而明年无鱼”之诫,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早有明断。汉武帝亲睹前车,知严刑峻法虽能速成霸业,却如烈火烹油,终焚自身。
汉初承秦弊,行黄老之术,与民休息。然国势既隆,道家之柔渐显其弊:诸侯坐拥千里,铸钱煮盐,几成国中之国。尝闻吕洞宾游长安,见市井萧条,叹曰:“无为非不为,时移则守经达权。”此语暗合汉武之思——黄老之术可疗疮痍,难兴宏图。武帝察诸侯僭越,思及张良佐汉初定天下,亦需“约法三章”转“礼乐刑政”,遂决意弃道法而尊儒。非儒术独善,实因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既足,当易薪续焰。儒家以教化代刀锯,使诸侯心悦诚服,中央集权如丝入扣,终成“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”之局。
综而观之,汉武之择,非好儒而恶他,实乃时势所驱:法家如刀,易折;道家如水,难束;唯儒术刚柔相济,织纲常于无形。此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析:“王者承天理物,必因经制而能张。”八仙过海故事有云:“各显神通,终归一渡。”武帝以儒为舟,渡汉室于中兴之岸,后世效之者众,然能识其机微者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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