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明知和珅敛财无数却不治其罪,实因和珅不过是“皇家钱袋”,养肥待宰,为嘉庆继位铺路。

世人皆知,和珅乃“天下第一贪”,其敛财之巨、用度之奢,在乾隆朝已非秘密。史载,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,和珅竟以楠木营建私宅,书房陈设逾制,形同王府——此等僭越之举,按《大清律例》足以问斩。然乾隆帝非但未加惩处,反屡加恩宠,授其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步军统领等要职,权倾朝野。
乾隆岂是昏聩之君?他六下江南、十全武功,深谙驭下之道。正如俗语所言:“孙猴子本事再大,也逃不出如来手掌心。”和珅纵有千般手段,万般机巧,终究不过在天子掌中翻腾。乾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并非不知,而是“知而不用”——因其深知:和珅所贪,终归是皇家之财。
帝王心术,深不可测。乾隆晚年,虽禅位于子嘉庆,实则仍握太上皇之权。彼时国库空虚,白莲教起义四起,新君登基亟需财源稳固根基。而和珅,恰如一头被精心喂养的“肥羊”——他替皇帝敛财于暗,聚富于私,却始终无法真正“私有”这笔财富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揭示:“人主之患,不在贫而在失势。”乾隆深谙此理:只要权柄在握,贪官不过是暂代保管国帑的奴才。
果不其然,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初三,乾隆驾崩;初八,嘉庆即下旨查抄和珅府邸。短短五日,这位权臣便从云端跌入地狱。抄没家产估值约八亿两白银,相当于清廷十余年财政收入——此即后世所谓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。一切如乾隆生前布局,分毫不差。
临刑前,和珅悲愤交加,题绝命诗曰:“五十年来梦幻真,今朝撒手谢红尘。他时水泛含龙日,认取香烟是后身。”此诗看似超脱,实则怨毒难平。他至死方悟:自己一生钻营,不过是一枚棋子;那座楠木豪宅、万贯家财,皆非护身符,反是催命符。所谓“僭越之罪”,不过是新君收网的借口罢了。
古语云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高鸟尽,良弓藏。”和珅之悲剧,不在贪,而在误判了自己在帝王心中的位置。他以为攀附天子便可永保富贵,却忘了——在绝对皇权面前,连“贪”都是一种被允许的工具,而非权利。
苏轼曾于《赤壁赋》中叹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和珅纵有金山银山,终不过历史长河中一粒微尘。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,恰印证了那句千年警训:“多行不义必自毙,子姑待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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