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国之衰,非天亡之,实人失之——魏惠王错失灭秦良机,终致霸业倾覆。

三家分晋,魏得其富庶之地,率先崛起。魏文侯用李悝变法,废井田、兴农桑、明法令,使魏国“财货甲兵之强大”,雄视中原。及至魏惠王即位,魏国正值鼎盛,东压齐、南慑楚、西临秦,俨然七国之首。然其在位五十二年,非但未继先君之志,反令魏国“东败于齐,西丧秦地七百余里,南辱于楚”,终至国势日蹙,为秦所灭。
《资治通鉴》有言:“魏用李悝,尽地力之教,国以富强。”此乃魏兴之基。然盛极而衰,其因不在外患,而在内失——魏惠王两度错失可灭秦国之良机,实为转折之关键。
彼时秦献公中箭身亡,新君秦孝公初立,朝局动荡,府库空虚,民无积粮,正如《史记·秦本纪》所载: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,夷翟遇之。”此诚魏国吞秦之绝佳时机。然魏惠王目光短浅,视秦为“戎狄小邦”,不屑一顾,竟置良策于不顾。
魏将庞涓,虽后世多以其妒贤害孙膑而诟病,然其识略实有过人之处。河西之战后,他力谏魏惠王:“秦虽弱,然其民悍、地险、志坚,若不乘其主丧国乱之际一举灭之,他日必为心腹大患!”此语如警钟,可惜魏王仅颔首敷衍,未发一兵。
与此同时,老臣公叔痤亦献“分秦”之策。他深知秦人“半农半牧,全民皆兵”,强攻代价惨重,不如“闭函谷之关,绝其商道,困其经济,待其自溃,再合六国之力分而食之”。此策深合《孙子兵法》“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”之理。更妙者,其门下客卫鞅(即后来的商鞅)已洞察秦弊,提出“秋守春战”之略,足见魏廷本有智囊可倚。
然魏惠王急功近利,既不听庞涓之“灭秦”,又不纳公叔痤之“分秦”,反欲独吞利益,妄图胁迫五国共伐秦,结果盟约未成,反结怨于诸侯。正所谓“欲速则不达,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——此孔子之训,魏惠王全然忘却。
须知,彼时秦国内忧外困:二十三年连年征战,国库如洗;新君初立,公子虔与公族争权,政出多门。若魏国此时西进,或围或困,秦何能有商鞅变法之暇?又岂有日后“奋六世之余烈”之秦?
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战国之势,瞬息万变。魏惠王坐拥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却因一念之差,放虎归山。待商鞅变法成,秦军锐士出,魏武卒精锐又折于桂陵、马陵两役,魏国遂失屏障,河西尽失,再无翻身之机。
呜呼!魏之衰,非秦之强,实魏自毁长城耳。若惠王能信庞涓之断、用公叔痤之谋,历史或将另写。惜乎!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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