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”并非明朝官方祖训,但明朝确有君主以行动践行了这一精神。

爱好明史者常听人道:“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割地、不纳贡,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。”此语铿锵有力,仿佛出自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之口,实则不见于《明实录》《明史》等正史典籍,亦无任何明代官方文献可证其为祖训。此语实为网络时代明史爱好者所归纳提炼,虽非古语,却非全无依据。
其思想源头可溯至三处。其一,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二年(1414年)第二次北征蒙古归京时曾言:“我朝国势之尊,超迈前古,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,无汉之和亲,无唐之结盟,无宋之纳岁薄币,亦无兄弟敌国之礼。”此语虽未直说“四不”,却已奠定明朝对外强硬之基调,后人据此演绎为“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割地、不纳贡”。
其二,“天子守国门”五字,最早见于清史学者阎崇年2004年所著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。书中对比咸丰帝弃京逃亡与明成祖迁都北京,称朱棣“迁都北京,原因之一是‘天子守国门’,抵御入侵”。此语本为借古讽今,却意外成为后世传颂之句。
其三,“君王死社稷”则源远流长,出自《礼记·曲礼下》:“国君死社稷,大夫死众,士死制。”此乃儒家忠君殉国之古训,非明朝独创,却在明末得以悲壮践行。
若问明朝是否真正践行了这十二字精神,答案并非全然肯定,亦非全然否定。须知历史非口号,而在于行动。
朱元璋定都南京,地处江南,并非边关前线,故“天子守国门”于他而言并不适用。然其立国之初,确有“驱除胡虏,恢复中华”之志,亦严禁后世子孙割地求和,此乃气节之始。
真正将“天子守国门”化为现实者,乃明成祖朱棣。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他毅然迁都北京——此地距长城不过百里,直面蒙古铁骑,实为“国门”所在。自此,明朝天子坐镇北疆,以九重宫阙为盾,以紫禁城为垒,与边患共存亡。此举非但彰显胆魄,更使京师成为国防第一线,诚如古人所叹: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(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)
至于“君王死社稷”,则由末代天子崇祯帝朱由检以生命完成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李自成破北京,百官或降或逃,唯崇祯不肯南迁。三月十九日,他登煤山,自缢于老槐树下,衣襟留血书:“朕死,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,自去冠冕,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朕尸,勿伤百姓一人。”此情此景,令人想起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句:“时穷节乃见,一一垂丹青。”虽非开国英主,却以死守社稷,不负君王之名。
然需警醒:明朝并非始终刚强。土木堡之变,英宗被俘;嘉靖、万历数十年不上朝;隆庆开关、万历援朝皆耗国力;明末辽东战事屡败,亦曾议和。所谓“四不”政策,在现实中亦有弹性。
但纵有瑕疵,明朝始终未如南宋偏安,未如北宋献金,未如汉唐和亲。其骨气,不在言语,而在危亡之际,仍有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。此非最大谎言,恰是历史中最悲怆的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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