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会把南京作为首都他是什么用意

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，实因北元未靖、经济待复，及晚年丧子之痛所致，非是南人偏安之见，乃时势所迫、天意弄人。

北元未靖，金陵定鼎

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明。时北方北元势焰未消，华北、西北尚在铁蹄之下，大城如汴梁、大都皆危若累卵。若贸然北进，恐根基不稳，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反观南京，踞长江天堑，形胜险绝，三国孙吴、东晋南朝皆以此为基业。冯国用早献策曰：“金陵龙蟠虎踞，帝王之都，先拔之以为根本，然后四出征伐。”此言深契太祖之心。更兼江浙乃天下粮仓，元末战火未及，田畴丰稔，商贾辐辏，足供新朝立国之需。北方诸城经兵燹摧残，十室九空，岂堪骤迁之重？故太祖择此为都，非是贪恋江南烟雨，实乃乱世存身、养民待时之深谋。

昔年张三丰游历金陵，曾于紫金山巅观星叹曰：“此地王气氤氲，然龙虎相争，须待尘埃落定。”道家观势之理，恰映太祖抉择。南京一隅，既避北元锋芒，又聚江南财赋，恰如《易经》所言“履霜坚冰至”，步步为营，方成一统大业。刘禹锡诗云：“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”前朝兴废，太祖岂能不鉴？然彼时势如箭在弦，舍此安得喘息之机？

中都梦断，迁都未成

及至洪武中叶，天下粗定，太祖始思迁都。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遣太子朱标西巡长安、洛阳，意欲重振河洛雄风。长安为周秦汉唐故都，山川形胜，足控中原；洛阳则居天下之中，漕运便利。太祖尝谓：“定鼎中原，方显帝王气象。”然天不假年，朱标归途染疾，次年竟撒手人寰。年近古稀的太祖闻讯，顿觉“天崩地坼”，迁都大计遂如冰消雪释。此痛非仅丧子之悲，更断送移鼎北疆之机，实为大明国运一大转捩。

昔吕洞宾点化卢生，黄粱未熟，功名已空。 《枕中记》载：“人生所愿，皆如梦中炊黍。”太祖迁都之志，恰似此梦——方谋宏图，忽遭剧变。凤阳中都之建，亦复如是。太祖念及濠梁故里，倾力营建中都，欲使贫乡变通衢。然凤阳地狭人稀，强征民夫三十万，耗银百万两，宫殿虽极壮丽，终因“劳民伤财，难以为继”而罢。此非智者所为，实乃乡情过炽，反累乡梓。张三丰闻之，笑谓弟子：“情执太深，反失大道。如吕祖诗云：‘黄粱一梦二十年，是与非、怎生见。’”中都虽成废墟，却为后世留下《明史》所载“宫阙巍峨，冠绝一时”之迹，警醒后人莫为私情误国事。

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成祖终迁都北京，补先帝未竟之业。然太祖当年定鼎南京，实为权宜中见远略：北元未平则固守金陵以蓄力，经济复苏则图谋北迁，岂料天意弄人，使迁都重担落于子孙肩上。南京虽为大一统王朝罕见之南都，却非偏安苟且，恰是乱极思治、以退为进之妙棋。 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喻：“善弈者谋势，不善弈者谋子。”太祖之择，岂在一时一地，而在天下大势之流转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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