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禄山为什么要造反皇帝和丞相都有责任！

安禄山为什么要造反？简单来说，是皇帝的纵容与宰相的失策，共同将这头猛虎逼出了笼子，最终酿成倾覆大唐的滔天大祸。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白居易这一句诗，道尽了天宝末年的惊天变局。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，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，于范阳起兵，那长达八年的“安史之乱”，就此拉开了血色的序幕。

说起安禄山造反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：狼子野心，欲壑难填。这话听上去没错，但细想之下，却失之偏颇。安禄山手握十几万精兵，看似强大，可与大唐整个帝国相比，终究是蛇欲吞象。若仅用一个“野心”来解释这场豪赌，未免太过简单。历史的迷人之处，恰恰在于那层层叠叠的因果。这背后，藏着的是君臣失和、制度崩坏的人间戏剧。

第一个“紧箍咒”的消失：李林甫之死

要谈安禄山，绕不开一个人——李林甫。后世史书常把他描绘成一个口蜜腹剑、排斥异己的大奸臣。这话固然有理，却也遮蔽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另一面。平心而论，李林甫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实干家”，在他掌权的十九年里，大唐的制度、外交、军事皆有可圈可点之处。他最厉害的一招，便是“以胡制胡”，提拔安禄山、哥舒翰这类外族将领为节度使。他的算盘很精：这些将领在朝中没有根基，不易卷入京城的政治漩涡，便于控制。

更重要的是，李林甫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和人事布局，给这些手握兵权的藩镇节度使戴上了一副无形的“紧箍咒”，让朝廷始终握着主动权。因此，李林甫在世时，权倾天下的安禄山见了他，也如老鼠见了猫，畏惧得紧。可一旦李林甫死了，这副“紧箍咒”便随之失效。他死后不久还遭到清算，原先的制衡体系迅速瓦解，安禄山头上的枷锁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这，便是乱世的第一个伏笔。

第二个“火上浇油”的蠢货：杨国忠的逼迫

李林甫死后，接替相位的是杨贵妃的族兄——杨国忠。此人比起李林甫，权谋手段差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却多了几分嫉贤妒能的狠辣。他与安禄山的关系，从一开始就势同水火。在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前的最后几年，杨国忠几乎是拼了命地想把安禄山往反路上逼。

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向唐玄宗进谗言，说安禄山必反。为了“证实”自己的判断，他花样百出地给安禄山穿小鞋：一面假意召安禄山进京，试探其忠心；一面又派人搜查安禄山在京的府邸，妄图找出些谋反的“证据”。这种近乎公开的挑衅和构陷，让安禄山如坐针毡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他心里明镜似的，只要杨国忠这根搅屎棍在皇帝耳边不停聒噪，自己这个三镇节度使迟早人头落地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抉择，安禄山自然不会例外。

当然，若非皇帝本人的纵容，杨国忠的把戏也玩不转。这就说到了最根本的原因——唐玄宗。这位曾经英明神武的皇帝，到了晚年，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：过度信任。他处理别人时果决狠辣，稍有怀疑便严惩不贷，唯独对安禄山，宽宏得有些反常。安禄山对契丹作战多有败绩，按律当罚，玄宗却次次网开一面；朝中有人非议安禄山，玄宗甚至会龙颜大怒。

公元753年冬，安禄山奉诏进京，杨国忠之流本以为他不敢来，结果却大失所望。玄宗大喜过望，为表彰其“忠心”，竟授予他尚书省仆射、闲厩使、陇右群牧使等要职。安禄山借此机会，名正言顺地从哥舒翰的地盘上挑走了数千匹上等战马，大大增强了军事实力。这无异于亲手为猛虎磨利了爪牙。此后，安禄山请求用蕃将替换汉将，玄宗也欣然应允，彻底解除了他身上的最后一道枷锁。

直到公元755年秋，玄宗派使者去范阳问贡马之事，安禄山傲慢无礼，将使者赶回。此时，长安城里的人才恍然大悟，可一切都晚了。不久，安禄山率着他的虎狼之师，裹挟着同罗、契丹、室韦等部族，浩浩荡荡杀向中原。那支曾让万国来朝的霓裳羽衣曲，终究被渔阳的战鼓声，彻底撕碎。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玄宗亲手缔造的开元盛世，也亲手埋下了毁灭的种子。这出历史大戏，看似是安禄山一个人的独角戏，实则台上的每一位主角，都难辞其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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