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根源,要从大业七年塞北的一场外交会面说起。这场看似寻常的君臣相见,最终竟成为隋帝国崩塌的导火索。

那年春天,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属地,启民可汗率众相迎。按照惯例,这本该是场彰显天朝威仪的礼仪性会面。然而史载"高丽使者在突厥,启民不敢隐,与之见天子",这短短十五个字,却让隋炀帝如芒在背。
当时的高句丽,疆域横跨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,自西晋末年便已脱离中原掌控。这个东北边陲的政权,在隋炀帝眼中却如同《易经》所言"履霜坚冰至"——突厥与高句丽的暗中往来,恰似寒冬初现的霜迹。
随行的黄门侍郎裴矩当即进言:"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,汉、晋皆为郡县。今乃不臣,先帝欲征之久矣。"这番话直指两个要害:一是历史正统性,自周代箕子朝鲜始,此地便属华夏疆土;二是现实威胁,若放任其与突厥勾结,恐成心腹大患。
第一次东征时,隋军号称百万之众,却因指挥失当惨败辽东。这让我想起《道德经》所言"大军之后,必有凶年"。果然,大业九年杨玄感趁机造反,帝国根基开始动摇。
史载隋炀帝在龙舟上听闻叛乱消息时,竟将奏章扔进运河。这场景颇有道家"堕肢体,黜聪明"的荒诞感,却暴露了帝王最真实的焦虑——征高句丽已不仅是开疆拓土,更是维系皇权威严的政治豪赌。
后两次东征虽迫使高句丽称臣,但隋朝付出的代价,恰似《史记》描述秦末景象:"男子力耕不足粮饷,女子纺绩不足衣服"。运河两岸的杨柳,再不是隋炀帝笔下"杨柳青青著地垂"的旖旎风光,而是"千里无鸡鸣"的战争疮痍。
当李渊太原起兵时,这个耗尽民力的帝国已如《淮南子》所说"积羽沉舟"。三征高句丽如同三剂虎狼药,看似治病,实则要命。历史给我们的启示,或许就像八仙渡海各显神通的故事——治国若只执着于一端,终难逃覆舟之厄。
细究这段历史,表面看是外交事件引发战争,深层却是权力逻辑的必然。就像吕洞宾点化卢生时所言:"荣华富贵,不过一梦"。隋炀帝至死都没能明白,真正的威胁不在辽东,而在那百万民夫眼中的怒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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