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源虽同,道义已殊,一为护国,一为倾国,此其仇视之根本也。

历史这面镜子,时常照出些令人费解的景象。譬如晚清那风雨飘摇的岁月里,白莲教与义和团,这两个民间组织,便是一对极好的例子。论起血脉,义和团确是从白莲教的支脉“八卦教”中“离卦”一系演化而来,其尚红、向东南叩头等习俗,皆暗合离卦之象,可谓本是同根生。然而,这同根生的两兄弟,非但没有同气连枝,反倒视彼此为寇仇,势同水火,这其中的曲折,颇值得玩味。
白莲教这棵大树,自南宋萌芽,历经元、明、清三朝,始终以“反”字为旗号,成了历代王朝心头的刺。其教义混杂,源出西域祆教,后演化为“真空家乡,无生老母”的八字真言,信奉太阳神,意图在红尘之上另立一个神权王国。这在儒家纲常为基石的华夏大地,无异于异端,故而“悬为历禁”,屡遭剿杀。
而义和团,起初不过是乾隆年间一种拳术的名称,乡民习武强身,结社自保。它从白莲教的八卦教中脱胎而出,却渐渐走出了另一条路。到了嘉庆年间,它也吸收了宗教色彩,但内核已然不同。这分道扬镳的迹象,早在嘉庆十八年(1813年)便已显露无疑。当时,八卦教发动天理教起义,事前竟抓捕两名义和拳众祭旗,可见仇恨之深。而清廷官员,则借义和拳之力镇压八卦教,致使起义功败垂成。一祭一剿,兄弟阋墙之态,已然昭然若揭。
为何会走到这一步?说到底,是“道”不同。这“道”,既是信仰之道,也是为人处世之道。
首先,信仰的根基截然相反。白莲教虽也借佛法名相,实则宣扬“两际三宗”,将佛理扭曲,以“无生老母”为最高信仰,这在中国传统看来,是“邪魔外道”。而义和团所奉的,则更接近传统佛教与民间信仰的结合,其口号“承天命,奉佛法,以保国家而安良善”,充满了入世护国的色彩。这好比道家修行,
吕洞宾三试白牡丹,是在红尘俗世中历练丹心;而张三丰于武当山静坐,是求清静无为的大道。路径不同,境界亦异。义和团与白莲教,一个想当护法金刚,一个想创弥勒净土,如何能走到一起?
其次,对“国”的态度,更是云泥之别。白莲教的目标是颠覆世俗政权,建立神权统治,这是要与整个天下秩序为敌。而义和团,无论其手段如何粗糙,其纲领却始终围绕着一个“保”字。到了庚子年间,面对八国联军的入侵,义和团更是喊出了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。
这“扶清灭洋”四字,便是它与白莲教最本质的分野。也正是这四个字,让它从朝廷眼中的“必非安分之徒”,摇身一变,成了被默许甚至利用的“拳民”。而白莲教,则始终是那个图谋不轨的“教党”。一个被承认为“民”,一个被定义为“党”,身份之别,已是天壤。义和团以血肉之躯,去对抗洋人的枪炮,这其中固然有愚昧与狂热,却也裹挟着一种最朴素的乡土爱国情怀。正如古人所言:
“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。”
无论对错,这份决绝,与白莲教那种处心积虑颠覆社稷的“事业”,终究不是一回事。所以,同宗同源又如何?一个要拆这天下大宅,一个要护这风雨危房。目的南辕北辙,手段自然水火不容。历史的长河里,这样的故事,又何止一桩?终究是道不同,不相为谋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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