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,古代的大臣为什么凌晨四点就要上朝

揭秘，古代的大臣为什么凌晨四点就要上朝

根本原因不在懒政或苛刻，而在“天时即政时”——古人以日影、鼓漏定乾坤，四更天（凌晨1–3点）备身，五更初（约3:30–4:00）集阙，是敬天、顺时、驭众的制度性表达，更是皇权与礼法在时间维度上的庄严具象。

先说一个硬核事实：唐代《唐六典》明载：“凡京司文武职事官，每日卯正（约6:00）赴朝参；其五品以上及供奉官，则五更二点（约3:48）入内，立于东西朝堂。”李贺《官街鼓》中“晓声隆隆催转日”，王琦注引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所言“五更二点，鼓自内发，诸街鼓承振，坊市门皆启”，绝非诗家虚笔——这“五更二点”，折算为现代时间，正是凌晨3:48左右。大臣们须在此前整衣束带、驱车赴阙，抵宫门时往往已在凌晨四点上下。此非皇帝心血来潮，而是自周代“鸡鸣而起，洒扫庭除”，至汉魏“夜漏未尽七刻，百官集端门”，一脉相承的时间政治学。

不是“上班打卡”，而是“与天同频”

古人不讲“八小时工作制”，却深信“失时者亡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开宗明义：“孟春之月……东风解冻，又五日蛰虫始振，又五日鱼上冰……”——万物节律即治国节律。皇帝“御极临朝”，首要便是“观天察时”：日影长短定农时，星象变异警灾异，漏刻进退示勤惰。故而早朝非为听汇报，实为“承天意、布政令、正纲纪”的神圣仪典。大臣寅时（3–5点）趋朝，恰如《周礼·夏官》所言“夜三鼓而兴，待旦而朝”，是士大夫对“敬授民时”这一文明初心的身体践行。

再看清代，确如原文所提，康熙帝以勤著称，然其定制尤重“因时制宜”：冬至前后，五更三点（约4:12）始朝；夏至前后，则延至五更一点（约3:36）。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12载康熙谕曰：“年老诸臣，霜露晨寒，跋涉不易，许其轮值。”——这不是恩典，而是“礼以义起”的深刻智慧：制度若失温度，便成暴政；礼法若违人情，终将崩解。

从“周公之礼”到“黎明之朝”：时间里的中国心魂

文中突兀插入“周公之礼”一段，虽文趣盎然，却与朝会主题无涉，且考之史实多有穿凿。周公制礼作乐，核心在“尊尊亲亲”，《尚书·康诰》云“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”，所重者伦理秩序与政治教化，岂在婚仪细节？所谓“葫芦瓢合卺”之说，不见于先秦两汉任何典籍，实为宋明以后民间附会。此处当断则断，还历史以清朗。

真正值得吟味的，是那穿越千年的晨光叩问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叹：“夕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”，写的是帝王长夜；而杜甫《春宿左省》却道：“星临万户动，月傍九霄多。不寝听金钥，因风想玉珂。”——星月在天，百官待漏，万籁将寂而朝气已生，此即中华文明最坚韧的呼吸节奏。所谓“凌晨四点上朝”，表面是苦役，内里却是士人以血肉之躯，日日校准自己与天地四时的精神罗盘。

故曰：莫道鸡鸣太早，那是华夏在时间深处刻下的第一道年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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