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罪犯为什么要发配千里,只因坐牢时候一种福利

古代罪犯发配千里，表面是流放，实则是“以役代养、以远为刑”的精密治理智慧

古代罪犯之所以被发配千里，根本原因并非官府“懒得关”，而恰恰因为——坐牢才是福利，发配才是重刑。这看似反直觉，却深合传统刑政之理：一不耗粮于腹，二不弃人于野，三借荒服以实边，四以万里之途为无形牢笼。

坐牢是恩典，发配是重罚

明代《刑法志》明载：“流有三等：二千里、2500里、3000里，终身不赦者谓之‘充军’，永世不得还籍者谓之‘永远充军’。”注意：此处“二千里”等数字皆出自《明史·刑法志》，非虚指——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定例，徒刑之外，流刑分等，最重者即“永远充军”，如蓝玉案牵连者多发云南、辽东，子孙世代隶军籍，不得应试、不得脱籍，此即所谓“一人犯罪，祸延数代”。这岂是坐牢可比？牢狱虽拘身，尚在故土；流配则断根，生为异乡客，死作无主魂。

《水浒传》中林冲刺配沧州、武松刺配孟州，确有其史影。宋时刺配已成定制，《宋刑统》载：“凡命官犯私罪，流者刺面；庶人犯死罪减等，亦刺配。”但小说不可全信：林冲看守草料场，并非“安排差事享清闲”，实为“带罪充役”，枷锁未除，监军常至，稍有闪失即加杖责。明代更严，《大明律》规定：“发配者，至配所即编入屯田军户，春耕秋敛，昼夜巡哨，逃者斩，告者赏。”——哪来半分自由？

荒服千里，既是刑场，也是边疆

古人早谙“刑为治用”之道。唐太宗曾言：“夫刑赏之本，在乎劝善而惩恶。”发配不是驱逐，而是战略投送。海南、广西、云贵、辽东，古称“烟瘴之地”，实为帝国边疆真空带。若只囚于京师或府衙牢狱，一囚日食米一升，百囚月耗三十石，而明代县衙仓廪常不足支三月之需。与其“养蠹于内”，不如“输力于外”。永乐年间迁谪罪囚屯田云南，设“澜沧卫”“景东卫”，二十年间垦田十二万顷；嘉靖朝发湖广罪囚赴贵州，筑驿道、开苗疆，竟使“生苗渐化，市易通焉”。这哪里是流放？分明是国家主导的边疆开发工程。

更残酷的是心理之刑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孔子此训早已刻入骨髓。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叹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对古人而言，离乡万里，等于割断血脉经纬。发配路上戴重枷、跣足行、昼枷夜锁，遇雨雪饥寒，死者十常三四——《明实录》载，正统十三年（1448年）一批发配辽东罪囚三百人，抵境仅存九十七人。如此“活刑”，岂是牢墙可及？

故而，“坐牢是恩，发配是刑”，此语非虚。正如《国史大纲》所点破：“秦汉以降，刑狱渐趋务实，不尚空禁，务求实效。流刑之设，上承周礼‘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’之精神，下启明清实边固圉之国策，实为农业文明条件下最精微的司法经济学。”

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九月风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……”（岑参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）——千载之下，读此诗句，犹见流人踽踽于风沙古道，枷声铿然，孤影没于苍茫。那不是旅途，是活着的刑期；那不是远方，是帝国以山河为牢、以岁月为锁的无声判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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