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杀和珅后确有悔意,但清朝的衰败并非因和珅之死而起,而是积弊已久、大势所趋。

嘉庆四年正月初三,太上皇乾隆驾崩于养心殿,二十五岁的嘉庆帝终于亲政。不出半月,他便下旨赐死乾隆朝第一宠臣和珅,并抄没其家产,民间遂有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之说。表面看,此举是整肃贪腐、重塑朝纲;实则背后暗藏君权与权臣的生死博弈。
《清史稿》载和珅二十大罪,其中仅六条涉贪,其余多为“僭越礼制”“专擅威福”等罪名。当时群臣弹劾,亦多言其“富可敌国,恐成王莽、曹操之流”。可见,嘉庆真正忌惮的,不是和珅贪了多少银子,而是他权倾朝野、尾大不掉之势。新君初立,最怕功高震主者,哪怕只有一丝异心传闻,也足以成为催命符。
然而,事过境迁,嘉庆竟生悔意。据《清史稿》记,他曾问大臣吴熊光:“人言和珅有异志,有诸?”吴答:“凡怀不轨者,必收人心。和珅则满、汉几无归附者,即使中怀不轨,谁肯从之?”此语如当头棒喝。嘉庆顿悟:“我杀和珅杀得太急了啊!”——权力稳固之后,才看清:和珅虽贪,却无谋反之力;杀之易,补其位难。
世人常将清朝中衰归咎于和珅之死,实则因果倒置。和珅之能,确非庸才可比。乾隆六下江南,靡费巨万,国库早已空虚,全赖和珅巧设财源,方得维持体面。他创“议罪银”制度,令犯官以银赎罪,虽饱受诟病,却为朝廷开辟了一条隐秘而高效的敛财渠道。
更难得的是,和珅通满、汉、蒙、藏语,兼擅外交。1793年,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贺寿,双方因觐见礼仪僵持不下。和珅出面斡旋,一面以“膝伤”为由逼英使主动来访,一面软硬兼施,最终允其行单膝礼,既保全天朝颜面,又探得英夷虚实。马戛尔尼称其“白皙英俊,举止潇洒,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”。尤为警醒的是,和珅事后密奏乾隆:“此夷不可不防。”——此语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所叹: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可惜,嘉庆既除和珅,却未能承其理财之术,亦未续其外交之智。此后吏治日坏,财政枯竭,鸦片走私猖獗,终致道光年间国门洞开。然此非一日之寒,实乃康乾盛世表象下积弊百年之果。和珅之死,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而非骆驼负重之始。
诚如古人云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乾隆重用和珅,非不知其贪,而是知其能;嘉庆诛杀和珅,非不明其才,而是惧其势。历史从无完美选择,唯有在利害之间权衡取舍。嘉庆之悔,不在杀错一人,而在未能继其长、革其短,终使王朝滑向无可挽回的深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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