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惟庸之死并非简单的谋反案,而是朱元璋为强化皇权、废除相权所精心布局的政治棋局。

明初四大案——“胡惟庸案”、“空印案”、“郭桓案”、“蓝玉案”,尤以胡惟庸一案牵连最广。据史载,诛连者三万有余,宰相胡惟庸、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重臣皆未能幸免,其后更波及韩国公李善长、列侯陆仲亨等一众开国元勋。
身居相位、位极人臣的胡惟庸,何以走上“谋反”这条绝路?是真有其事,还是另有隐情?
胡惟庸,安徽定远人,与朱元璋同乡。早在朱元璋攻打和州时便投其帐下。他精明果断,办事得力,渐得朱元璋信任。洪武三年(1370年)任参知政事,洪武六年(1373年)拜右丞相,不久独揽相权。
正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所言:“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帝王之心,从来难测。朱元璋用胡惟庸,是用其才,亦防其权。
胡惟庸执政七年,日渐骄横。他垄断奏章、隐匿军报、受贿敛财、排斥异己,甚至构陷徐达,毒杀刘伯温。更与陆仲亨、费聚、李善长等权贵暗通款曲,渐成党羽,终被劾“谋反”。
然而所谓“谋反”,实难尽信。《明史》记载矛盾重重,时人早已存疑。譬如刘基(伯温)之死,虽传言为胡惟庸毒害,然并无实据;李善长年老势衰,又何来动力冒险造反?
明朝开国四宰相——李善长、徐达、汪广洋、胡惟庸,或死或贬,无一善终。徐达虽未直接因胡案被杀,却也有“赐鹅致死”之说。胡惟庸的倒台,不只是个人的失败,更是相权制度的终局。
白居易有诗云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若使当时身便死,一生真伪有谁知?胡惟庸是否真的谋反,或许已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,朱元璋借此彻底废除了中书省,罢丞相,权分六部,皇权独揽。
胡惟庸,实是相权制度最后的殉葬者。而老朱的这一招,不仅改了官制,更是定了明朝二百余年江山的权力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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