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国和楚国都实行变法,为什么都不如秦国的变法呢

魏楚皆曾变法图强，然终不若秦者，非变法不力，实缺持之以恒之毅与代代相承之志也。

战国之世，列国纷争犹如棋局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当时魏有李悝，楚有吴起，皆一世之人杰，推行变法，力图振兴。然最终能一统天下者，却是起初被视作“西戎”的秦国。何也？商君变法之彻底、之持久，才是根本。

一、变法的深浅：触及筋骨与止于皮毛

魏文侯时，李悝作《法经》、行“平籴”、废世禄，吴起更创“武卒制”，一时间魏国强盛无两，“魏武卒”威震四方。可惜啊，这变法犹如春日之花，盛开时极艳，却难耐秋冬之寒。李悝之法未成定制，后继之君又无延续之志，一旦君臣更迭，人亡政息。

正如《荀子》所言：“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”，改革若不能沉心静气、贯彻始终，再好的开端也终将沦为昙花一现。

楚国吴起变法更显悲壮。他助楚悼王“均爵平禄”“削藩强干”，一度率楚军“饮马大河”，重现庄王霸业。可惜楚悼王一死，吴起即遭贵族反扑，血溅宫廷。其法虽疾如雷电，却终似无根之木，难以长久。

此即点出变法的残酷真相：改革者固然需有勇有谋，更需有能承其志的君王与制度。否则即便一时奏效，也不过是回光返照。

二、君王的接力：商鞅虽死，秦法未亡

反观秦国，商鞅变法自秦孝公起，虽其本人遭车裂之刑，然“商君之法”却未曾动摇。自孝公而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，直至始皇，代代坚守新法，未曾易弦更张。

《商君书》所谓“法必明，令必行”，在秦不是空话。徙木立信、废井田、奖军功，事事落到实处。秦法之彻骨入髓，六世不改，才是其从“诸侯卑秦”到“横扫六合”的根本。

而魏楚则不然：魏惠王后法度渐弛，楚自肃王之后旧贵族重掌权柄。变法大业，一旦失去君王的支持，就如舟行逆水，不进反退。

王安石后来有诗叹曰：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变法是逆流而上之路，非大意志力、大决心不可为。秦有之，而魏楚缺焉。

总而言之，魏楚之变法，不可谓无成效，然或失于制度未立，或败于人事更迭。唯有秦国，自商鞅以来——

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
这段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中的感慨，放在这里，又何尝不是对六国未能坚持变法图强的一声长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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