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权力与人口交织的帝都,一间陋室租金便能吞掉小民整月嚼裹,恰如白居易所言:"京城居大不易",这五个字在晚清北京房市上演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元明清三朝国都,北京城在晚清仍是权贵云集之地。据《光绪顺天府志》载,1882年京城人口达108万之众,可到了王朝倾覆的1911年,人口却缩水至76.7万,几乎退回乾隆末年的水平。但无论人口涨跌,权力场的磁力始终牵引着四方来客——租房,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法则。
且看绍兴名士李慈铭的遭遇。1871年他二次进京候补,《越缦堂日记》里白纸黑字记着:正月到五月竟连搬三次!从打磨厂四间房月租九千文,到菜市口铁门胡同十五间房月租三万六千文,押金还得另付万文。若换算成购买力(约2500文兑一两银,一两银折今200元),这十五间房月租合2880元,单间竟要192元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这位候补郎中年俸不过168两,房租却要三人均摊才勉强扛住。当时普通百姓月入不过五六两,李慈铭分摊的4.8两房租(合960元),已抵得上小民整月嚼裹。这般场景,倒应了那句老话:"长安米贵,居大不易"。
再看重臣曾国藩的蜗居路。1838年他初任翰林庶吉士,在菜市口南横街租四间房,年租金33.47两(约今万元),直接吃掉年薪129两的三分之一。待家眷进京后,骡马市大街的房租飙至全年66.95两,逼得这位未来中兴名臣焦头烂额。更戏剧性的是,友人王继贤登门惊呼"风水大凶",吓得曾国藩当月就卷铺盖走人。
翻检《曾国藩日记》,十三载京官生涯竟搬家八次!从果子巷贾家胡同到绳匠胡同,房租如芝麻开花。最狼狈的1840年,五度搬迁耗银近百两。这位湘乡寒士笔下虽未明言,字里行间却透着"贫居闹市无人问"的辛酸。
李慈铭1874年豪掷72两年租总督旧邸,转头又花180两纳妾的阔绰,与曾国藩捉襟见肘的窘迫,恰是晚清房市浮世绘的两面。细究根源,在于京城地权尽归旗产官产,民间交易受限,租房遂成无奈之选。
回望当下,菜市口单间租金仍与普通人月薪相当,历史竟如此循环往复。恰如杜工部诗云:"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",这房市冷暖,古今何曾两样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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