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263年,魏国十八万大军分三路压境,各路蜀军星夜驰援成都,城内尚有数万兵马,后主刘禅为何仍开城献降?且听我道来其中关窍。

诸葛亮在世时,六出祁山尚能维持局面,正如杜甫《蜀相》所叹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待其星陨五丈原,蜀国顿失擎天柱。姜维虽承其志,九伐中原却耗尽国力——这好比病弱之人偏要举千斤鼎,非但举不起,反要压断脊梁骨。
再看五虎上将凋零后,蜀军竟陷入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”的窘境。昔日关羽、张飞等猛将纵横沙场的盛景,终成《三国志》里泛黄的篇章。待到魏延这等原本只是偏将的人物都成了顶梁柱,蜀国军事集团的衰落便如江河日下,再难挽回。
打仗拼的是钱粮底蕴,蜀地虽称天府之国,却架不住连年征伐。从诸葛亮到姜维,硬是将天府之国耗得民力凋敝。史载打到后来,国库竟只剩五千两金,百姓更是苦不堪言。
更致命的是民心向背。连年征战让蜀地百姓闻战鼓而色变,反倒期盼魏军早日结束战乱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,连朝中大臣都盘算着:“与其玉石俱焚,不如保全富贵”,纷纷劝刘禅开城。
说到刘禅,“乐不思蜀”的典故世人皆知。有人说他重用贤臣不算昏庸,实则不然——正是庸主才会极端依赖能臣。诸葛亮在世时他言听计从,诸葛亮死后他便如失舵之舟,任由姜维折腾而不加约束。待到危难时刻,这位在深宫养尊处优四十年的君主,哪有死社稷的胆魄?
宴席上那句“此间乐,不思蜀”,看似权宜之计,实则是骨子里的软弱。这等人物,敌军压境时选择献城保命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反观魏国,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当时北方人口已达一千二百万,十倍于蜀。当邓艾偷渡阴平,以三万精兵直捣成都时,蜀国精锐早在前线损耗殆尽。城中所谓数万守军,不过是些老弱残兵,如何抵挡虎狼之师?
姜维被钟会大军死死拖住,东吴援军远水难救近火,南中霍戈又怕蛮族趁虚而入。成都已成孤岛,恰似当年项羽垓下之围,纵有兵马亦难回天。
最终刘禅献城之举,倒让成都百姓免遭涂炭。但细究根源,恰如李商隐《咏史》所诫: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”。治国若持家,需量入为出。蜀汉穷兵黩武掏空家底,待到真危机来临,纵有城池兵马,也只剩开城一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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