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官员热衷公款，为什么朝廷却不管呢

宋时官场宴饮成风，朝廷非不能管，实乃人情与制度相缠，积弊难除矣。

一、公款宴饮何以屡禁不止？

宋代地方官府因公务设宴，本是常例。嘉祐年间，周敦颐任合州判官时曾叹道：“新守将至，诸要备办”，寻常“稍有一日空暇，则或过客，或节辰，或不时聚会”。这般频繁宴饮，虽称风雅，实则劳形耗神。苏轼在杭州为官时，更直呼其地为“酒食地狱”，疲于应付往来迎送，足见其时官场宴饮之盛。

此类宴饮费用，多出自“公使钱”。此钱分二等：一为朝廷正赐，系省窠名之钱；一为地方自筹，非系省之收入。制度虽明，用度虽严，却难敌世风日侈。包拯曾言河北官员：“但能增饰厨传，迎送使人，便为称职”，若简约从事，反而“谤议纷然，往往因此降黜”。可见宴饮丰俭，竟成官员考绩之尺，制度虽在，人心早已逾矩。

二、禁令频出，何以难挽奢靡之风？

朝廷并非坐视不理。真宗景德四年即诏令“州郡不得迎送聚会”；仁宗初年又申诫官员“无得非时聚会饮燕，以妨公务”；《庆元条法事类》更对宴席规格、用度、乐舞乃至柴炭油烛皆有细规。然法虽密而风不止，何也？

一则宴饮关乎礼数尊卑，稍有怠慢便生事端。如欧阳观任推官时，因未赴转运使之宴，竟遭弹劾贬黜；滕宗谅亦因宴席“乖越不公”而遭劾奏。故时人皆谓：“盛请之下其情难却”，东道之谊，遂成不得不从的官场规矩。

二则世风渐奢，宴饮已成竞富之场。初时州郡尚“畏清议，守廉俭，非公会不敢过享”，至元丰以后，则“厨传渐丰，馈晌滋盛”，竟至“一岁燕饮九十余会”亦不鲜见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”，欲念一生，制度亦难约束。

昔年吕洞宾游人间，见一县令宴饮无度，便化作道士劝曰：“樽中酒满须尽欢，席上财空何处补？”县令不悟，终因亏空获罪。道家修行讲究“清净无为”，而官场奢宴，恰是背道而驰。然风气既成，非一纸诏令可改。宋廷之于公款宴饮，非不欲管，实不能彻管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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