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和战国一直都是并称的,两者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

春秋和战国，常被后世并称，然其本质区别何在？一言以蔽之：春秋尚礼制存续，战国尚吞并灭国，此乃时代精神之根本分野。

战争目的的根本转变

春秋之世，诸侯会盟犹尊周室。管仲倡“尊王攘夷”，非为灭国，但求归顺。五霸如齐桓、晋文者，虽倚强凌弱，然其战目的仅在使他国臣服，不以绝祀为务。譬如齐桓公伐楚，仅责苞茅不入，终以盟约了事；晋文公城濮之战，退避三舍以全信义。此诚如《左传》所言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 吕洞宾云游人间时曾叹：“世事如棋局局新，人情似纸张张薄。” 春秋之际，纵有干戈，犹存礼乐遗风，天子虽权衰，民心所向未改，号令诸侯犹能应者云集。

礼制未崩时，战争如博弈，胜负在德不在力。诸侯相争，必假天子之名，行吊民伐罪之举。此非书生空论，实乃宗法社会之根基所系——灭国则绝先王祭祀，天理人情所不容。

礼崩乐坏的铁血分水岭

及至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，士大夫竟行篡弑，周室权威荡然无存。此非寻常政变，实乃礼制崩解之警钟！昔日“尊王”之号沦为虚文，天子号令不出王畿，诸侯相攻遂以吞并为务。战国七雄如秦、楚、齐者，铁骑所向，血流漂杵，长平一战坑卒四十万，何复春秋温文之态？

张三丰修道武当，尝观史而叹：“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” 战国之世，恰似此理显化。诸侯不再满足于使他国归顺，而务求裂土分疆。秦孝公变法，商鞅立木徙信，其核心在“耕战”二字——农为战备，战为灭国。昔日“五霸”仅争盟主虚名，今则“七雄”直取社稷实权。经济上井田制瓦解，社会中士人崛起，宗法纽带断裂，一切皆为吞并铺路。

八仙过海故事隐喻此变：吕洞宾点化凡人时言，“旧船难渡新潮水”。春秋犹可循礼制旧船，战国则必造铁血新舟。观《诗经·小雅》“伐鼓渊渊，振旅阗阗”之句，原为整军礼乐；至战国《楚辞》“操吴戈兮被犀甲”，已成杀伐绝响。此非兵械之变，实乃人心之变——当田氏代齐时，齐人不再问“周礼安在”，但求“强兵何来”。

故春秋与战国之别，不在岁月迁延，而在精神蜕化。前者如春日养花，虽争雨露不损根本；后者似秋风扫叶，务求净尽方休。南怀瑾先生论史尝云：“礼失而求诸野，野失而求诸战。” 春秋尚存“礼失”，战国已至“野失”，此诚千古不易之理。今人读史，当知战争性质之变实为枢纽，其他经济、社会之异皆由此衍化。若问二者分野何在？且看三家分晋后，天子再不能号令诸侯，诸侯亦不屑再假其名——此即历史铁律：当“尊王”成为空壳，吞并便成必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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