鄂尔泰与李卫都是雍正的宠臣,两人的关系为什么不好

鄂尔泰与李卫交恶，并非私怨使然，实因雍正刻意制衡、性情相克及家族权争三者交织，终致同朝为臣而形同水火。

鄂尔泰者，满洲镶蓝旗人，雍正朝柱石也。其才略冠绝群伦，尤以西南改土归流之功彪炳史册。观存世奏折五百余份，言辞恳切，谋略深远，每论用人治世，皆从大处落墨，非田文镜、李卫可比肩。雍正十年擢为首席军机大臣，非独重满人，实因“改土归流”之策赖其推行，苗疆始定，边陲得安。李卫则汉人出身，由家奴拔擢，性刚烈如火，雍正二年任云南盐驿道时，即以铁腕治盐政，后累迁直隶总督。二人虽同朝为臣，然雍正元年鄂尔泰在滇仅数月即调任，交集甚微；十年后权柄相接，方显暗流涌动。

雍正十一年九月，李卫参劾鄂尔泰之弟鄂尔奇“坏法营私、紊制扰民”，查实后雍正竟予宽免。此事看似兄弟蒙恩，实为帝王心术之显影。鄂尔泰位极人臣，家族亲信遍布京畿，难免骄纵；李卫执法如山，直指其弊，积怨日深。满汉之隙亦如暗河潜行——鄂尔泰一族显赫，李卫等汉臣常感掣肘，久之，言语举止间皆藏锋芒。恰似吕洞宾点化世人：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昔年吕祖化身为卖油郎，揭穿富商虚伪，终令其醒悟，权势之家若失自省，终成众矢之的。鄂尔奇案后，侄儿鄂昌复被劾罢职，虽皆赦免，然“细节”积累如蚁穴溃堤，史册难载，唯凭人心体味。

权争暗涌：性情与制衡

李卫之刚直，早见端倪。任户部时，有亲王令每收钱粮千两加“平余”十两，李卫屡谏不果，竟置大柜书“某王盈余”于厅堂，令亲王赧然罢手。雍正初评其“但取其心地”，谓才力未足；然见其敢为无党，铁腕治盐政、缉私枭，屡破积弊，遂破格擢升：二年布政使，三年巡抚，五年总督，十年直隶，升迁之速朝野侧目。此等恩宠，反成与鄂尔泰龃龉之因。鄂尔泰主文治，深谋远虑；李卫尚武断，雷厉风行。一重庙堂经纬，一执疆场利剑，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”——对立共生，方显帝王驭下之妙。

雍正朱批尝诫李卫：“防太过，莫患不及”，此六字暗藏玄机。天子既用其刚，又恐其权重难制，故以鄂尔泰之文制李卫之武，复以李卫之直抑鄂尔泰之专。鄂尔奇案发，恰逢鄂尔泰权势巅峰，雍正宽免之举非为袒护，实乃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”之局——杜牧《赤壁》诗云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若无天子暗中调停，宠臣之争恐如赤壁烽烟，顷刻燎原。此正见权术之精微：孤峰难立，必借群峦相衬，方成泰山之固。

天道循环：宠辱之鉴

观二人结局，鄂尔泰致仕后谥“文端”，李卫卒于任上蒙赐祭葬，表面皆得善终。然其交恶根由，岂在个人？实因雍正深谙张三丰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之理。昔年张真人游武当，见渔夫煮鱼屡翻动则碎，遂悟“政烦则乱”之道。雍正制衡二臣，恰似执火烹鲜：火太烈则焦，火太微则生，必得文武相济、满汉互制，方保鼎鼐安泰。李卫参劾事毕，雍正常密谕“勿使鄂公难堪”，此等手腕，较之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更显机锋——道家点化在“度”，帝王驭臣在“衡”。

权力之巅，孤高寒；宠臣之隙，实为帝王心术之镜。后人观此，当知“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”非虚言——纵使才高如鄂尔泰、刚直如李卫，若失天子制衡，则必如双剑相斫，两败俱伤。史册斑斑，唯留警醒：位愈高者，愈当怀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”之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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