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元帝刘奭之所以将强大的西汉拖入泥潭,根本在于其“柔仁好儒”的性格导致皇权旁落、宦官专权与外戚擅权。

历史这面镜子,照出的往往都是无奈。古人常言“虎父无犬子”,但这话在帝王家却常常失效。汉宣帝刘询那是何等人物,中兴之主,把大汉推向了巅峰,偏偏生了个“柔仁好儒”的儿子。这刘奭,也就是汉元帝,可不是一般的“仁”,他是真的软。
道家修行讲究阴阳平衡,张三丰祖师当年创立太极,便是要明刚柔相济之理,若只柔不刚,那是病猫,非是真龙。汉元帝的问题就在这儿,他把儒家的“仁”当成了治国的万能药,却忘了法家的“势”与“术”。当年宣帝看着太子那副悲天悯人的样子,就曾深深叹息: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” 这话真是一语成谶。
元帝多才多艺,那是出了名的。史书上记载他“鼓琴瑟,吹洞箫,自度曲,被歌声,分刌节度,穷极幼眇”。这吹拉弹唱样样精通,唯独这治国之道,却是一塌糊涂。正如杜牧诗云: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 沉迷音律往往伴随着政治上的短视。他从小深受儒家影响,对父亲汉宣帝那一套严刑峻法深感不屑,总觉得应该“以德服人”。当年宣帝还在世时,他就劝谏父亲不要用刑太重,宣帝便告诉他:“大汉有道,两法并用,刑儒结合,才是上策。”可惜这些话,他是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作为皇帝,恩威并施是基本功。可汉元帝却是个典型的“老好人”,甚至可以说是软弱。他在做太子时,宠妃司马良娣病重,临终前说是被其他良娣诅咒而死。元帝对此深信不疑,觉得这是自己平日“以德服人”换来的忠诚,从此更加坚定了只靠儒术治国的执念,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汉宣帝驾崩后,留下了三位辅政大臣:儒臣萧望之、史高和周堪。按理说,这三人需要互相平衡,可元帝因为偏袒儒术,格外器重萧望之,这就引起了史高的不满。史高便联合宦官石显,处处与萧望之作对。萧望之看出了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,立马上书进谏:“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,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……违反‘古不近刑人之义’,必须予以纠正。”
这道理讲得再明白不过了,可元帝呢?他正沉迷于书画音律之中,对这些改革放任不管。结果萧望之被逼死,真相大白后,元帝居然放过了凶手,还加以重用。这种做法,完全背离了治国之道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曾言:“不宜偏私,使内外异法也。” 元帝倒好,偏私到了骨子里,赏罚不明,让小人有了恃无恐。
更可怕的是,元帝因为身体不好,又贪图享乐,竟然把国家大事交给了宦官石显处理。史书记载:“元帝被疾,不亲政事,方隆好于音乐,以显久典事,中人无外党,精专可信任,遂委以政。” 他以为石显没有外党就可以信任,却不知宦官最擅长的就是弄权。让一个身体残缺之人执掌国柄,且没有任何约束,这皇权怎能不旁落?上梁不正下梁歪,这样的君王,又怎能治理好国家? 西汉的衰落,从他接过权杖的那一刻起,便已是注定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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