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,并非愚钝,而是乱世中求生的最高智慧。

世人皆言刘备白帝城托孤,泣血托付江山于诸葛亮,却忘了那龙椅上还坐着一位十七岁的少年。这位少年,便是后世口中“扶不起的阿斗”。公元263年,邓艾奇兵出阴平,兵临成都城下,蜀汉四十二年的基业,于焉终结。刘禅开城投降,被司马昭封为“安乐公”。这“安乐”二字,究竟是恩赐,还是枷锁?
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。他对这位亡国之君,始终存着一份试探。宴席之上,蜀地歌舞响起,故国旧臣无不悲从中来,掩面而泣。唯独刘禅,嬉笑自若,觥筹交错,仿佛眼前歌舞与他毫无干系。司马昭看在眼里,疑心去了三分。不久,他再问刘禅:“颇思蜀否?”刘禅答得干脆:“此间乐,不思蜀。”此言一出,满座皆惊。旧臣郃正闻之,心如刀绞,私下教他:“若再问,当泣答:‘先人坟墓,远在蜀地,无日不思。’”
果不其然,司马昭再问。刘禅依郃正之言,却挤不出半滴眼泪,神情尴尬。司马昭大笑:“何乃似郃正语!”刘禅竟坦然答道:“诚如尊命。”这番对话,看似荒唐可笑,实则暗藏玄机。司马昭至此方信,眼前此人,不过一介糊涂虫,纵放归蜀,亦难成气候。一场杀身之祸,就此消弭于无形。这哪里是“乐不思蜀”?分明是一场以退为进、大智若愚的精彩表演。道家讲“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”,刘禅此举,深得其中三昧。他若真如郃正所言,涕泪横流,表露复国之志,只会招来司马昭的忌惮,落得个“放虎归山”的结局。与其如此,不如自毁形象,做个富贵闲人,方能保全自身与蜀地旧臣的性命。
若说“乐不思蜀”是权谋,那刘禅长达四十一年的在位时间,便是他能力的最好注脚。自公元223年即位,至263年降魏,刘禅稳坐龙椅四十一年。放眼三国,乃至整个中国历史,如此长久的国祚掌舵者,屈指可数。康熙六十一年,乾隆六十年,汉武帝五十四年……这些名字背后,皆是雄才大略之主。刘禅能与此等君王并列,岂是“昏庸”二字可以轻易概括?
更值得注意的是,诸葛亮辅佐刘禅,不过十一年。自公元234年武侯星落五丈原,刘禅竟又独立支撑了三十年。这三十年间,蜀汉内无重大叛乱,外有姜维北伐,虽国力日衰,却未至土崩瓦解。若无一定的政治手腕与平衡之术,何以在曹魏与东吴的夹缝中维系如此之久?
《资治通鉴》中,虽多记其平庸,却也未见其倒行逆施、残害忠良之举。反观历史上许多“英明”君主,晚年多有猜忌、好大喜功之病,致使民不聊生。刘禅守成,虽无开疆拓土之功,却也使蜀地百姓免受了更多战乱之苦。
诚然,刘禅非雄主,亦非圣君。他或许没有其父刘备的坚韧,更无诸葛亮的经天纬地之才。但他懂得在强权面前低头,懂得在绝境中求生。这并非懦弱,而是一种现实的生存哲学。正如吕洞宾黄粱一梦,醒来方知富贵功名皆是虚妄,唯有性命最为真实。刘禅在洛阳的“安乐”,或许正是他勘破世情后的选择。他放弃了虚无的复国大梦,换来了自己和旧臣们的安然余生。这其中的得失,又岂是外人能够轻易评判的?
历史,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当我们拨开“扶不起的阿斗”这一标签的迷雾,看到的或许是一个被误解的、在乱世中用自己方式求生的复杂灵魂。他的“乐不思蜀”,不是忘本,而是看透;不是愚笨,而是大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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