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本没有,城门就是唯一的生门与死门。

说起这事儿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先生,怕是体会得最深。北宋熙宁年间,这位大才子在齐州(今济南)做父母官,两年任上,惩恶霸,治水患,建北水门,为“泉城”未来的格局打下了底子。政绩太好,百姓爱得深沉,待到他调任襄阳,齐州百姓竟“绝桥闭门”,硬是不让这位好官走。无奈之下,曾巩也只能熬到深夜,瞅准机会从正门撒腿开溜。你看,堂堂知州都得走正门,哪有什么野外小路?
之所以如此,只因在古代,城池首先是个军事堡垒,其次才是生活家园。宋代以前,城市建设重在政治军事,宋以后才渐渐添了商业的烟火气。但无论哪个朝代,修城池的第一要义,都是“防”。那明代在长安故址上建起的西安城墙,高达十二米,顶宽竟有十四米,底厚更是惊人,比唐代旧城墙雄壮了不止一圈。外围再挖上深宽各数丈的护城河,明朝中叶以后,又用糯米灰浆加固,清代再包砖深埋,简直是层层设防,固若金汤。
这般铜墙铁壁之下,城门便是唯一的出入口。想找条小路翻出去?武侠小说里都少有这般写法。因此,城门的管理,历来是重中之重。唐初长安城,严格“依鼓声启闭”,从外郭城门到各坊坊门,听着鼓声次第开闭,分秒不差。守城的城门郎,连钥匙都不能私藏,得放在指定地方,由属官按时取送。这规矩,看似是束缚,实则是维系一座城市运转的“道”。
一开一合,便是阴阳;一出一入,便是民生。城门的节奏,就是整座城市呼吸的脉搏。
《墨子》里就说:“昏,诸门亭皆闭之,晨见掌文,请钥开门。”一座城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便由这城门的开合来定义。传说中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可若真让他们在宵禁时溜出长安城,怕是也得老老实实等鼓声。为何?仙人游戏人间,亦要遵守人间法度,这便是“道法自然”的真意。人力有时而穷,神通亦有所限,顺应规则,方是上策。
当然,规矩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唐朝那会儿,别说城门,城里的“市门”“坊门”到点也得关,“闭门鼓”一响,谁还在街上晃悠,抓住了就是“笞二十”的板子伺候。可到了北宋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都城汴京的城门虽然照关不误,但城里的夜生活却已然兴起。从御街的夜市到瓦舍勾栏的百戏,热闹非凡。连宋仁宗都忍不住跑去瓦市看女相扑,惹得司马光老爷子一顿痛骂,觉得有失体统。
这“关起门来”的热闹,恰恰催生了古代城市经济的巅峰。北宋汴京,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,光是官营作坊的工匠就近万人。南宋临安更是一百二十万人口,“杭城大街,买卖昼夜不绝”。这是什么概念?
十四世纪中叶,米兰、佛罗伦萨这些欧洲“超级城市”,人口不过五万。1469年的德国汉堡,全城的首饰匠加起来才十二个人,跟大宋的繁华比起来,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
这繁华的背后,正是那看似严苛的城门管理制度在支撑。以北宋汴京为例,每天清晨,南熏门外的猪肉贩子多达上万人,送进城里的猪肉要在此接受检验,确保百姓吃上“放心肉”。
杜甫那句“便下襄阳向洛阳”,不仅是诗人的归心似箭,更是大唐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的真实写照。而宋代汴渠,每年给汴京送来一百万斤炭、一千七百万斤木柴。如此巨量的物资流动,没有严格的开关城门时间,如何管理得过来?
所以,古代夜晚想出城,别想什么野外小路了。那一扇扇厚重的城门,开合之间,锁住的是风险,放出的,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繁华与生机。
这其中的智慧,正如道家所言,有所不为,而后可以有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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