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良玉坐视不理北京城破,实因兵力虚浮、心有忌惮,加之朝廷猜忌,终酿大祸。

左良玉,明末崇祯年间名将,其人褒贬不一。或曰骁勇善战,或斥为拥兵割据之军阀。究其本源,幼失怙恃,随叔父长大。后为兵部侍郎侯恂赏识,收为帐前杂役,旋升裨将。公元1631年,侯恂委以副将之职,与后金交战,左良玉功劳最著,由此得朝廷重用。次年,率兵剿陕西义军,被荐守泽州咽喉之地。1633年,晋都督佥事、援剿总兵官。驻守新安、渑池时,因与督抚不睦,竟故意放水农民军,且广招降将以扩势力。势大而骄,日渐傲慢。
昔有张三丰修行武当,常言“谦下为本,方能长久”。左良玉反其道而行,势盛而骄,如《易经》所云“亢龙有悔”,终陷困境。1637年,农民军东下,左良玉拥兵坐视,拒不出援。兵部命熊文灿统其部,然左良玉轻视文灿,不听征调。1638年,家人在许州兵变中罹难。1640年,督军杨嗣昌荐为平贼将军,因擒义军首领加封太子少保。嗣昌知其傲,欲换之,为左良玉察觉。后川陕之战,嗣昌令其堵截农民军,左良玉记恨,拥兵观战,致农民军大胜,嗣昌愤而身亡。
1642年,朱仙镇一战,左良玉为李自成所败,退守武昌。补给无着,竟抢武昌漕粮盐舶,后复拥兵九江。张献忠攻武昌时,亦不出战。1644年三月,崇祯帝封左良玉为宁南伯,许诺若出战克敌,世代驻守武昌。然左良玉未及备战,北京已陷,崇祯自缢。时左良玉拥兵八十万,却坐而视之。
其坐视之因,一者惧李自成。朱仙镇之败,心有余悸,如《史记》载“败军之将,不可言勇”。二者兵力虚浮:八十万中,降兵居半,乌合之众;精锐少数,多丧于朱仙镇之战。实难与李自成抗衡,故避战不出。
清代史家徐鼒评曰“亡明之天下者,左良玉也”。此言深刻,盖因左良玉虽傲,然心念明朝。崇祯死后,朱由崧立弘光帝,左良玉收复湖北西部。后因马士英专权,左良玉在御史黄澍劝下,率兵讨之,欲清君侧。此等行为,被目为忠臣,实乃《国史大纲》所论“乱世忠奸,难辨分明”之例证。然其坐视北京之破,终成历史遗憾,如文天祥诗云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忠臣当以国为重,岂可因私废公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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