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棣庙号能用“祖”,实乃嘉靖皇帝为巩固自身皇统,以“大礼仪”为契机,将朱棣庙号由“太宗”升为“成祖”,使其与朱元璋并尊于太庙。

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,庙号带“祖”者仅两位:开国太祖朱元璋,成祖朱棣。这不合常理——庙号本是帝王功业总结,“祖”字更含开创之意。李世民天策上将,玄武门之变定鼎,开创贞观之治,庙号也只是“太宗”。朱棣既非首义,亦非首功,何以得“祖”之尊?这谜底,藏在他那“孝心”满满的玄孙嘉靖帝手里。
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,比朱棣的“靖难”轻松得多。正德帝无嗣,他按“兄终弟及”入京,却卡在“以何身份继位”的节骨眼上。过继给伯父孝宗?还是以生父献王之子即位?这场“大礼仪”之争,嘉靖硬是跟百官斗了三年,最终追尊生父为“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”,把孝宗改称“皇伯考”。他心里的小九九很清楚:若生父是皇帝,我这皇位便是“父死子继”,名正言顺。
《诗经》有云: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。”嘉靖十三岁丧父,十五岁突然登基,这份“孝心”背后,藏着皇权根基的焦虑。道家修行讲究“修心”,而嘉靖的“修心”,是把生父捧上神坛。他想着:生父既为皇帝,总该入太庙受香火吧?可太庙是朱元璋、朱棣这些“真龙天子”的地盘,一个从未登基的“追封皇帝”,挤进去岂不惹人笑话?
恰如吕洞宾“三戏白牡丹”,看似风月,实则点破人心。嘉靖的“孝行”,亦是场权力的“戏法”——他要做全套,让生父与太祖平起平坐。
太庙之制,自古森严。《礼记·王制》载:“天子七庙,三昭三穆,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”朱元璋后来扩为九庙,但“万世不祧”的“祖”位,始终是朱元璋的专属。嘉靖时,太庙已供太祖、太宗(朱棣)、仁宗、宣宗、英宗、宪宗、孝宗、武宗八帝,建文帝与景泰帝不算正统,牌位本就紧张。
嘉靖要挤进生父,牌位不够,便动了“亲尽则祧”的念头——把关系最远的皇帝移出主殿。算来算去,只能从朱棣开始。可朱棣是靖难之役的胜利者,嘉靖的皇统正是从他这一脉传下,移走他,岂不是自断根基?
此时,张三丰“无为而治”的智慧暗合嘉靖的心思。张三丰曾言:“大道至简,实则藏机。”嘉靖灵机一动:不改朱棣的牌位,改他的庙号!将“太宗”升为“成祖”,与朱元璋同为“祖”,不就腾出位置了吗?仁宗在位仅一年,移他去偏殿,总无人异议。
群臣炸了:“陛下,太庙岂是儿戏?”嘉靖却铁了心:做戏要做全套。生父既为皇帝,便该与太祖、成祖并受万世香火。于是,朱棣的庙号在嘉靖十七年,由“太宗”升为“成祖”,太庙牌位重新排布,嘉靖的生父终于挤进了主殿。
这哪里是“孝”?分明是权谋。朱棣的“祖”号,从不是因他功盖天地,而是嘉靖皇权焦虑下的“政治工具”。正如道家所言“顺天应人”,嘉靖顺应的是自己的权力逻辑,应的是“皇统出自我父”的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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