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大寿献锦州降清,之所以未被后世目为奸臣,盖因其降非出于私利,实乃力竭势穷、忠义两难全之下的无奈抉择。

祖大寿,辽东人也。其父祖承训尝隶李成梁麾下,家世尚武。万历末年,大寿以靖东营游击起家,自此二十余载,血战边关,屡挫建州铁骑。彼时宁锦一线,烽火连天,而大寿与袁崇焕并肩守土,堪称明末砥柱。
《明史》有载:“崇焕令大寿将精兵四千绕出敌后。”天启七年,皇太极围锦州,分兵攻宁远。祖大寿与尤世禄率军出城野战,马刀所向,八旗披靡。宁远城头红夷大炮轰鸣如雷,城下明军奋勇如虎,竟使素称无敌之建州骑兵铩羽而归。此役之后,大寿威名震于辽左,崇祯即位,授辽东总兵,挂征辽前锋将军印。
世人常言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,然祖大寿之忠,非止于令行禁止,更在于情义所系。袁崇焕平台召对时,举荐赵率教、何可纲与大寿三人,谓“辽事可托者,唯此三子”。彼时君臣相得,将士用命,岂料风云骤变。
崇祯二年冬,皇太极绕道蒙古,直逼京师。袁崇焕星夜勤王,祖大寿随行。广渠门外血战,关宁铁骑浴血死战,终保神京不失。然功高震主,谤亦随之。崇祯疑崇焕通敌,竟于朝堂褫其衣冠,下诏狱。祖大寿目睹故帅蒙冤,心胆俱寒,遂引兵东归宁远——非叛也,实惧步袁公后尘耳。
当此危局,朝臣议曰:“若大寿去,京城必陷。”乃请狱中袁崇焕修书劝返。崇焕虽愤懑,念及国难,挥泪作书。大寿展信,忆及昔日同袍共死、雪夜巡营之景,不禁泣下沾襟。遂勒马回师,再赴京畿。此举非愚忠,乃知恩义重于生死。正如吕洞宾尝言:“大丈夫处世,当以信义为先,纵死不悔。”
此后十余年,祖大寿固守锦州,大小凌河之间,几无宁日。崇祯四年,孙承宗令筑大凌河城,欲以步步为营之策逼退建州。皇太极识其谋,围而不攻,专断援道。明廷遣兵三路救之,皆败于途中。城中断粮五月,杀马啖尸,士卒相食。大寿不得已,伪降以缓敌,伺机突围——此所谓“第一次出降”也。
然至崇祯十五年,锦州再围,外援尽绝,粮尽矢穷。大寿环顾孤城,内无斗升之储,外无一旅之援,纵有张三丰之遁甲、八仙之神通,亦难回天。遂开城降清。然观其一生,未尝一日背明而谋私,降后亦未助清攻明,仅闭门不出,终老而已。
古语云:“假使当年身便死,一生真伪有谁知?”祖大寿若早殁于宁远城下,必为青史忠烈;然天不予其死地,反置其于生降之境。后人苛责降将,却少思其困厄之极。昔文天祥被执,犹叹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,而祖氏之降,非贪生,实无死地可殉耳。
故史家论之,多存宽悯。非因其节不亏,而在其志未移。乱世浮沉,忠奸之辨,岂在降与不降?而在心之所向,义之所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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