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蜀和韩国相比,秦惠文王为何难以抉择

秦惠文王之所以在伐韩与取蜀之间犹豫不决，实因二者利害交织、时机难断——攻韩可逼周室、争天下之名，取蜀则得地利、蓄国力之实。

一、两难之局：东进争鼎，还是西取沃土？

公元前316年，巴、蜀交恶，皆遣使赴秦求援。秦惠文王闻之，心有所动。蜀地富饶，素有“天府”之称，早为秦所觊觎。然其道险狭，栈道连云，兵行不易；更兼韩国乘隙来犯，东境告急。

若先东击韩，则蜀乱或延，错失良机；若先西取蜀，则韩或联诸侯以袭秦后，腹背受敌。

于是召集群臣议之。张仪主攻韩，谓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轘辕、缑氏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，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主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宝器必入于秦。”其言慷慨激昂，志在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成王业之基。

司马错则持异议，曰：“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，而王随之矣。”他指出蜀乃“戎狄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”，伐之如“举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”，易如反掌。且得其地可增财赋，不损威名，诸侯不以为暴，反称秦有“禁暴止乱”之义。

二、取蜀之智：藏锋于山，蓄势待时

司马错之策，暗合道家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之理。昔吕洞宾游巴蜀，见山川藏龙卧虎，曾叹曰：“此地非争锋之所，乃养晦之地。”张三丰亦言：“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。”秦不争一时之名，而取万世之利，正应此道。

惠文王悟其深意，遂命司马错、张仪率军伐蜀。是年十月，蜀灭，巴亦降。列国漠然视之，以为僻远蛮夷之地，不足为虑。殊不知，秦已悄然握得“天下粮仓”。

《史记》有云：“秦得蜀，益富厚，卒并六国。”三十馀年后，司马错自陇西发兵，借道巴蜀，直捣楚黔中，拔其城，迫楚献汉北、上庸。此即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之先声，亦为日后灭楚埋下伏笔。

反观张仪之策，虽气势恢宏，然操之过急。其后秦武王继位，果行其志，伐宜阳，入洛阳，欲举九鼎以示威。鼎重千钧，力竭而绝膑，竟殒命于周廷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虽晚出，其警句“族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”，于此已见端倪——贪速则败，守拙乃成。

李白曾咏蜀道：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。”秦人凿山通道，非为炫武，实为蓄力。巴蜀之得，不在一战之胜，而在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之远谋。

故曰：天下之争，不在锋芒毕露，而在根基深厚。秦取巴蜀，如春雨润物，无声而滋养万机；若贸然东出，则如烈火焚林，虽炽而不可久。此中深意，岂非治国者当三思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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