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国与赵国五年鏖战,两败俱伤,楚国却未敢轻举妄动——非不愿也,实不能也。

长平、邯郸之役,秦赵相持五载,各损兵卒近五十万。赵国几近覆灭,燕人乘隙攻之,反被击溃至国门;秦国虽折锐气,然地广民丰,旋即复振。此时若有人觊觎关中,无异自蹈死地。
然楚人尤惧秦军如畏虎狼。昔白起破郢都,拔鄢城,楚顷襄王仓皇东徙陈城,汉水故土尽陷敌手。自此,“秦锐士”三字,便如阴云压于楚人心头,挥之不去。
春申君黄歇与楚考烈王,皆曾为质于咸阳,深知秦之虎视鹰瞵。彼时救赵,实非本愿,乃毛遂以剑胁迫,不得已而为之。及至邯郸解围,楚秦旧怨复炽。后虽有五国合纵伐秦之举,终以大败收场,更印证了“强秦不可轻犯”之理。
道家有言:“知止不殆。”吕洞宾尝游岳阳楼,见世人争名逐利,叹曰:“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;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。”楚若贸然西进,恐非但无功,反速其祸。
楚虽疆域辽阔,然朝纲早已朽坏。自吴起变法夭折于贵族刀下,屈原新政又遭谗毁,楚国错失两次中兴良机。及至战国末世,国政尽操于景、昭、屈三大世族之手。此三家盘根错节,各怀私利,视王命如具文,待国事若旁观。
春申君虽名重一时,实则孤掌难鸣。其门下宾客虽众,然多如《史记》所讥:“上客皆蹑珠履”,徒尚浮华,无济实务。楚之地方,军备废弛,赋敛苛急,百姓困顿,士卒离心。如此之国,焉能远征强秦?
更可忧者,楚军制度陈腐。主将败则自裁,此虽谓“贵族之节”,实则扼杀将才。三大家族宁守私邑,不肯轻出子弟赴死。兵分三部——王师、私卒、县师,号令不一,彼此观望。遇秦之虎狼之师,岂非以羊饲虎?
昔张三丰论兵,尝言:“国之利器,不在甲兵,而在民心。”楚失其本,纵有淮泗新拓之地,亦如沙上筑塔。观其朝堂,谄媚成风;察其田野,怨声载道。此正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所警:“族秦者,秦也,非天下也。”楚之亡兆,已伏于此。
故楚虽见秦赵两疲,终不敢乘隙西向。非无志也,实无力;非无谋也,实无基。八百年荆楚霸业,至此已如残烛临风,唯余叹息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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