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为什么要杀钩弋夫人,这个制度效果真的很好吗

汉武帝杀钩弋夫人，实为防外戚干政、立“子贵母死”之制；此制虽短期强化皇权，然以人命为代价，终非长治久安之道。

少年天子与后权之困

汉武帝刘彻十六岁即位，正值意气风发之年。然西汉初年，太后之权重于天子，自吕后临朝称制以来，后宫干政几成惯例。彼时太皇太后窦氏笃信黄老之学，深居未央，却手握国柄。武帝欲行新政，尊儒术、抑诸侯、励检举，本欲振颓纲、开新局，孰料触怒保守旧贵。群臣泣诉于太皇太后前，建元新政未及铺展，便如春冰乍裂，倏然夭折。辅臣或贬或诛，天子亦不得不敛锋藏锐，静待时机。

道家有言：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”张三丰尝云：“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。”武帝此时之隐忍，恰如潜龙勿用，非无志也，乃待时也。

杀母存子：集权之刃与文明之殇

晚年武帝，见太子刘据“不类己”，遂废之，另立幼子刘弗陵。然弗陵年方数岁，其母钩弋夫人正当盛年。武帝恐其步吕后后尘，外戚专权，祸乱宗庙，遂忍痛赐死钩弋夫人，史称“立子杀母”。此举看似冷酷，实乃以血祭权，断后患于未萌。

北魏拓跋珪闻而效之，竟将此制明文定为国法——凡立太子，必杀其生母。自拓跋嗣至元恪，七帝相继，北魏国势日隆，统一北方，推行汉化，佛教兴盛，一时称盛。然至宣武帝废此制，宠信胡充华，后者擅权乱政，朝纲崩坏，终致六镇之乱，江山分裂。观其兴衰，似证此制“有效”。

然吕洞宾尝游长安，见宫娥泣于井畔，叹曰：“帝王心术，常以苍生为棋；殊不知，一子错，满盘皆输。”制度若以屠戮无辜为基，纵得一时之稳，亦如沙上筑塔，终难久持。

汉昭帝虽无母族掣肘，赖霍光等辅政，国力渐复；然霍氏专权日久，几危社稷。可见权臣之患，未必逊于外戚。所谓“防弊之策千条，何须取最毒之一端？”《资治通鉴》有言：“立善防恶谓之礼，禁非立是谓之法。”若以礼法教化、制度制衡为本，何至以母子性命为赌注？

昔曹孟德读史至此，当亦扼腕。此制之“效”，不过是以暴易暴，以血止乱，非治本之策，实文明之倒退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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