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状元虽为科举之冠,然其多数平庸,并非才德兼备之士,盖因制度所限、时势所拘,非尽关个人之能也。

自隋唐肇始科举,至清末废止,千余年间文武状元不过七百余员。其间确有卓荦之士,如文天祥以忠义殉国,杨慎博学著述,柳公权书艺冠绝,陈亮议论风发,皆足以垂范后世。然细察史册,此等人物实属凤毛麟角。多数状元登第之后,寂寂无闻,或仅循例授官,终老于簿书之间,未见经纶之才、济世之略。
顾炎武尝痛言:“八股之害等于焚书,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。”此语非过。明清以降,科举专尚八股,题出《四书》,文限格式,字句拘挛,思想锢蔽。士子日夜揣摩程朱注疏,不敢越雷池一步,纵有奇才,亦被磨作庸常。所谓“状元”,不过熟记套语、工于摹拟者耳。
状元之选,名义上由殿试定夺,实则多系帝王一念之好恶。或喜其书法端丽,或悦其仪容俊朗,乃至因其卷面整洁而擢居榜首。史载某朝状元面黑短小,御前对答失措,竟因同考官代为润饰策论而侥幸夺魁。更有富家子弟贿通关节,买题代笔,冒名顶替,致使草包登第,寒士饮恨。此非才学之较,实乃权势与机巧之争也。
道家有言:“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。”昔吕洞宾初试不第,归隐终南,后遇钟离权点化,方悟功名如浮云,遂弃儒修道,终成纯阳真人。张三丰亦曾应举,然见朝纲日颓,慨然叹曰:“文章可售于时,不可传于道。”乃入武当山,炼性养真。彼辈非不能取功名,实不屑以心性易虚名耳。
故古人有谚:“状元不如进士,进士不如落第举子。”盖因屡试不第者,反得沉潜学问,砥砺志节;而一旦高中,便陷宦海浮沉,营营于升迁应对,鲜有暇日以究天人之理。苏轼曾言:“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科举所取,多止于文辞之巧,而非志节之坚、识见之远。
是以科举虽开寒门之阶,终难脱时代之桎梏。状元之名,徒耀一时,若无真修实行,终如朝露。及至清末,有识之士咸知此制已成文化之桎梏,遂毅然废之,诚为历史之必然。
太白诗云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然若拘于一纸功名,则纵为状元,亦不过笼中之鸟,岂得翱翔九天?真才实学者,不在金榜题名,而在心与道合,行与义俱——此乃千古不易之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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