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匡胤黄袍加身后，为什么要善待柴荣的后代

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，之所以善待柴荣后代，实因他心存仁厚、政局稳固，且深谙“以德服人”之道，非仅出于权谋，更近于道家所言“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”。

一、宽仁之政，非无根之木

古来开国之君，多以铁血立威，视前朝宗室如眼中钉。然宋太祖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。柴荣七子，前三子早丧于后汉刘承祐之手；余下四子，皆得保全性命，甚至授官封爵。

史载，赵匡胤入宫见一妃抱幼子，问之，乃周世宗第六子柴熙谨。赵普力主杀之以绝后患，众将附和，唯潘美默然。太祖叹曰：“吾受世宗禅位，安忍害其子？”遂命潘美收为义子，改名潘惟吉，后官至刺史。此一事，足见其胸襟。

第七子柴熙诲，则为卢琰所养，易名卢璇。卢琰辞官归隐，并非惧祸，实因“杯酒释兵权”后功臣退隐之常例。及至仁宗朝，卢璇竟拜殿前指挥使，封武烈侯，妻亦封吴国夫人。昔日亡国孤雏，竟成朝廷重臣，岂非天道好还？

二、非止仁心，亦合大道

世人或以为赵匡胤此举纯出仁厚，实则其背后自有深意。一则，柴氏诸子年幼，懵懂无知，既无复国之志，亦乏号召之力；二则，托付重臣抚养，名为恩养，实为监管，责任分明，隐患自消；三则，陈桥兵变几无流血，政权交接平稳，民心未乱，故无人借前朝旗号生事。

须知，权力更迭之际，最忌猜忌滥杀。若效秦隋之暴，或如清初“宁错杀千人”，虽可一时镇压，终埋怨毒于天下。赵匡胤深明此理，故以宽待代屠戮，以信任化猜疑。

昔吕洞宾尝言：“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。”又《道德经》云：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太祖不争柴氏之余绪，反得天下归心。张三丰亦曾论帝王之道：“刚不可久，柔不可守，唯中和可以长久。”赵宋享国三百余年，未必不始于这一念之仁。

更有意味者，赵匡胤临终前立下祖训，刻于太庙石碑，其一即为“柴氏子孙有罪，不得加刑，纵犯谋逆，止于狱中赐死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连坐支属”。此非寻常恩典，实乃制度性保障，使仁政不随人亡而废。

观史至此，不禁思及东坡《赤壁赋》中语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权力如风月，本无主，得之以暴则速朽，守之以德则久长。赵匡胤善待柴氏，非愚也，实智也；非怯也，实勇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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