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高宗李治,非但不是懦弱之主,其文治武功,实可与太宗比肩。

世人多知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,却罕闻“永徽之治”。然李治即位之初,便日日视朝,较太宗三日一朝更为勤勉。他深知天下初定,百废待兴,故虚怀纳谏,广开言路,使贤才得以上达天听。科举之制,亦于其时大为拓展,寒门子弟始有登龙之阶。
《唐律疏义》成于永徽年间,条理精密,义理深远,不仅为唐代法典之圭臬,更远播新罗、日本、安南,泽被东亚千年。此非明君所不能为也。
经济上,轻徭薄赋,设常平仓以平抑物价;文化上,“初唐四杰”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皆出其时,诗风渐启盛唐气象。史载:“永徽之际,海内升平,户口滋殖”,足见其治世之实绩,绝非虚誉。
若论武功,李治之世,乃唐朝版图最为辽阔之时——东至朝鲜半岛,西抵咸海,北括贝加尔湖,南逾横山。高句丽、百济、西突厥,相继臣服或内属。显庆三年,苏定方灭西突厥,碎叶城入唐;总章元年,李勣平高句丽,设安东都护府。至此,天可汗之威,震于四夷。
后世每以武后干政,遂贬李治为庸懦,此大谬也。试思:能于太宗在日,私通才人武氏,又于先帝崩后迎之回宫,终立为后——此等胆识,岂是怯懦之人所能为?
实则,立武氏为后,非出于情爱,实为权谋。彼时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关陇勋贵把持朝纲,皇权受制。李治借废王立武之机,一举剪除元老集团。先是试探群臣,见长孙无忌坚拒,李勣称病不朝,遂知人心可夺。旋即下诏废后,贬黜旧臣,终使“关陇之权,尽归天子”。
帝王之道,如道家所谓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”。李治隐忍蓄势,待机而发,恰似吕洞宾点化世人:“看似柔弱,实藏刚强。”其心术之深,手段之巧,岂是“懦弱”二字可蔽?
及至晚年,虽因风疾缠身,令武后参决政事,然终其一生,大权未尝旁落。尝有废后之意,上官仪草诏事发,竟致灭族——可见李治对权力之警觉,丝毫不减。武后虽聪慧过人,然在其夫生前,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。
昔张三丰论治国如炼丹:“火候不到,金不成;火候太过,丹亦毁。”李治驭权如驭火,既借武氏之焰焚旧党,又防其焰燎原,可谓深谙平衡之道。
故曰:李治非庸主,实乃承贞观之烈、启开元之基的关键人物。其功业掩于武后光环之下,其智略误读于后世偏见之中。若去浮华之见,返观史实,则知永徽之治,诚为大唐鼎盛不可或缺之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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