察举制如何演变为科举制?二者之别,一在荐举,一在考试;一凭门第,一凭才学。

上古三代,世卿世禄,士农工商各守其分,如《礼记》所言:“士之子恒为士,农之子恒为农。”及至春秋战国,礼崩乐坏,士人始有流动之机。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,虽大封同姓诸侯,然亦知人才不可尽委于血统,遂下诏令郡国察访“贤士大夫”,亲加劝勉,送至相国府——此乃察举之滥觞。
然察举之法,无标准可依,无监督可制。荐者唯重声望,被荐者多出豪族。至武帝时,“举孝廉”成定制,本欲取德行兼备之士,却反为地方大姓所控。田连阡陌之家,操纵州郡之口,子弟累世公卿,寒门难进一阶。东汉末年,朝堂之上,几成世家私产。
魏文帝曹丕立九品中正制,设专职“中正官”,将人物品第分为九等,似有量化之进。然中正之职,仍由世族把持,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,制度初衷未达,反固其弊。正如道家所警:“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。”制度愈繁,人心愈巧,终成门阀政治之牢笼。
隋文帝开皇七年(587年),诏诸州岁贡三人应“秀才”试;炀帝大业元年(605年),首设进士科——科举之制,自此而始。唐承隋制,宋革其弊,废行卷、立弥封誊录,使考官不知谁氏之卷,唯以文取人。至此,千年门阀之墙,始见裂痕。
科举之妙,在于“以文衡才”,不论门第。纵是田舍之子,但能熟读经史,笔落惊风,便可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唐代宰相半出进士,宋明以降,非进士不得入翰林,非翰林不得入内阁。金榜题名,即为“天子门生”,皇权直贯士林,中央集权因之巩固。
昔吕洞宾尝游长安市,见士子负笈赴考,笑曰:“功名如露,道在方寸。”然正是这看似功利之途,却使天下寒士皆有向学之心。范仲淹少贫,断齑画粥而读;欧阳修幼孤,母以荻画地教字。千万士子,秉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之志,夜灯寒窗,孜孜不辍。儒学因科举而普及,士风因制度而淳厚。
科举非仅选官之法,实乃维系社会之枢轴。自唐以后,中国再无长期分裂之局,盖因士人共奉一理,天下同趋一途。虽其末流拘于八股,锢蔽思想,然在其盛时,确为世界文官制度之先声。西方迟至近代方设文官考试,而华夏已于千年前开此坦途。
故曰:察举倚人,易生私;科举凭文,稍近公。制度之变,非为求新,实因旧法已蔽,不得不革。然无论察举科举,若失“公心”二字,则皆可为权门之梯。此中深意,岂独古人当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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