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仲文有什么本事嘉靖皇帝为何那么宠信他呢

嘉靖皇帝的修道之路与陶仲文的机缘

陶仲文之所以能得嘉靖皇帝宠信，无非是因他巧借道教方术，投合了皇帝痴迷修道的私心，更在太子病危时误打误撞“治愈”痘疾，从此平步青云。这故事，说来也像历史长河中的一缕烟云，乍看神奇，细思却透着荒唐。

嘉靖皇帝是明朝一个极特殊的君主，性情任性倔强，又敏感多疑。早年曾有“嘉靖中兴”的短暂气象，可随后他便渐失进取之心，竟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纪录。不上朝，做什么？一心修道求仙。方士陶仲文，便是在这般背景下登场的。他的引路人邵元节，本是江西龙虎山道士，已得嘉靖宠信；1539年，嘉靖召邵元节驱魔，邵因年迈推辞，转而推荐陶仲文。谁知陶仲文运气极佳，竟碰巧“治好”了太子的痘疾。自此，他受宠长达二十余年，嘉靖赐予他冗长封号：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。1544年，山西大同抓获间谍，嘉靖归功于陶仲文祷祠，加授少师——此前他已获少傅、少保，史载“一人兼领三孤，终明之世，惟仲文而已”。陶仲文的儿孙门徒亦鸡犬升天，个个加官进爵。他甚至胡诌“二龙不能相见”，劝嘉靖勿立太子，皇帝也深信不疑。

道家修行中，本有清静无为的智慧，如吕洞宾诗云：“丹田有宝休寻道，对境无心莫问禅。”意在强调内修心性，而非外求丹药。可叹嘉靖与陶仲文，却将修行曲解为服丹炼药，终落得个南辕北辙。昔年张三丰曾言：“大道以修心为本，术法乃末流耳。”对比之下，陶仲文之辈，不过是以术法惑人，离道远矣。

丹药之祸与医者良心的坚守

但神棍终究是神棍，《明史》将陶仲文归为“佞幸”一类，实不为过。嘉靖随陶仲文学道修玄，服用其炼制的“仙丹”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皇族官僚纷纷效仿，竟有大臣戴方士帽以取悦皇帝。这股风气流毒甚广，连远在黄冈的李时珍都感受到其害：蕲州玄妙观成了方士炼丹处，他们掘井置炉，以丹砂、水银、硫黄等矿料炼丹，鼓吹服后可长生不死、羽化登仙。

作为医者，李时珍深知丹药危害。他说真话需勇气——当时不少医生为附势，终日谈“灵芝仙鹤”等邪说，甚至自服丹药，使得“九转丹”“六一泥”充斥医药界。李时珍挺身而出，直言：“丹砂、水银、砒霜、铅锡之类怎能和合？炮制之物非仙丹，实为毒药。水银极毒，入骨钻筋、绝阳蚀脑，致人死地。”为证此论，他引前人例：宋朝沈括表兄误吞丹砂，立即毙命；唐朝一官员信方士服丹，便血多年而亡。这警醒之语，如暮鼓晨钟，可惜当时少人听进。

1567年，嗑药成瘾的嘉靖自觉不支，搬回乾清宫当夜驾崩。方士的“黄金时代”戛然而止，继任隆庆帝对他们深恶痛绝。陶仲文已死，其谥号官阶被夺，余党或抓或杀。于是方士作鸟兽散，曾鼓吹丹药的官员变身“反方士先锋”，医生亦噤若寒蝉，连炼丹药材如雄黄都不敢提。

历史常如此，潮起潮落间，显赫者未必留名，沉默者反显光辉。李时珍却再次“不合时宜”，指出炼丹术对医学亦有裨益——如水银虽不可吞服，却能治病，《本草纲目》载其与猪油合治皮肤病之法。这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医道精神，不偏不倚，恰如《史记》中所倡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

《明史》中李时珍传记极短，远不如陶仲文篇幅。然有的人凭机缘捷径红极一时，终被遗忘为历史尘埃；有的人如李时珍，信念坚定、埋头苦干，在大浪淘沙中彰其价值，人格光芒辉映青史。读罢此段，不禁想起八仙故事中，铁拐李曾点化世人：“幻术虽能眩目，真心方可通玄。”嘉靖与陶仲文之流，缺的正是这份真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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