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”——这八个字,恰似一盏寒夜孤灯,照亮了司马光十九年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漫漫长路。

司马光字君实,陕州夏县涑水人,世称涑水先生。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进士及第,历仕四朝,官至尚书左仆射。然其仕途最具戏剧性的,当属与王安石的政见之争。
当王安石以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推行新法时,司马光却坚守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理念。他在朝堂上与王安石激烈争辩,犹如当年道家吕洞宾直面黄龙禅师时的机锋交锋——一个欲破旧立新,一个谓大道尚古。
最终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,专心修史。这番退隐,倒有几分道家“知其雄,守其雌”的智慧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柔弱胜刚强”。
自英宗治平三年(1066年)设局修史,至元丰七年(1084年)书成,司马光耗尽心血。他亲定凡例,删削定稿,甚至“骸骨癯瘁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”。
《资治通鉴》上起战国,下终五代,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,成书二百九十四卷。其名取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之意,犹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欲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
书中记载的不仅是王朝兴替,更藏有处世之道。譬如讲述赤壁之战时,虽未直接引用苏轼《赤壁赋》,却暗合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的历史沧桑感。
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,刚正不阿,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。顾栋高评其:“忠厚质直,根于天性,学问所到,诚实金石”。
除《资治通鉴》外,尚有《稽古录》二十卷、《涑水纪闻》十六卷、《类篇》四十五卷等著作。他在《注扬子》中阐释哲学思考,在《书仪》中规范礼制,甚至著有《医问》七卷,真可谓通儒之才。
元祐元年(1086年),司马光病逝,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苏轼为之撰碑:“忠清粹德之碑”,其人格光芒穿越时空,至今仍在史册中熠熠生辉。
观其一生,似可见道家所说的“大巧若拙”——他反对激进变法看似保守,却以十九年苦功成就煌煌巨著;他政治主张未能施行,却以史笔为后世立镜。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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