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:鸦片战争后,为何清朝国内鸦片更加盛行?

答:一言以蔽之,鸦片不再仅是毒物,更成了乱世中的“白银替身”,甚至朝廷自己也靠它捞银填库,最终毒根深种,国力尽摧。
1862年,上海青浦一带,炮火未息,硝烟弥漫。太平军与华尔洋枪队激战方罢,寒风卷起残火,似犹带血腥。这一战中,洋枪队溃不成军,副司令福瑞斯特被生擒,首领华尔身中五枪。洋人震怒,转头便去找李鸿章“讨个说法”。
李鸿章为安抚洋人,不惜重金赎俘。最终以百万发弹药、数百杆枪,另加十箱上等鸦片为代价,才换回一个福瑞斯特。硝烟才散,烟毒又至——难道太平军也成了瘾君子?实情未必如此。他们索要鸦片,是因为这东西在乱世之中,早已不只是消遣之物,而是乱世硬通货,堪比真金白银。
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,洋鸦片如潮水般涌入中国。不只富商大贾,连寻常百姓也趋之若鹜。人们抢购鸦片,不只是为了那一口瘾,更因它可作交易媒介,轻便易携,隐匿财富,免去携带笨重银两之险。商人行旅,不再需要押运显眼的银箱,只消藏几两烟土,沿途便可换住换食,甚至赴京赶考的书生也用鸦片抵盘缠。
正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言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鸦片,正是这利往利来中最诡谲的一环。
清廷起初厉行禁烟,却发现越禁越滥。眼见鸦片流通已不可逆,朝廷索性转变策略:“以征代禁”,藉鸦片税收填补空虚的国库。关口征“厘金”,后来更将鸦片销售合法化,立下“洋药税”、“土药税”、“罂粟亩税”等诸多名目。至光绪三十四年,全年岁入约三千万两白银中,竟有三百余万两来自鸦片税厘。
利益的诱惑,远大于道德的约束。清廷一改此前消极态度,竟主动推广鸦片种植。“洋药”既贵且慢,何不自产“土药”?于是各地广植罂粟,至1906年,如四川一省,已有近百分之十六的耕地遍开罂粟花,“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”。
价格低廉的国产鸦片迅速压倒洋鸦片,进口量骤减,“土药胜洋药”成为一时奇谈。然而这“胜利”的背后,却是毒雾深锁神州——男子半数为瘾所困,女子亦二成沾染,田舍荒废,市集只见桐油与鸦片并列。百姓形销骨立,“东亚病夫”之讥,由此深植。
昔年吕洞宾得道,曾以“点金术”试人心,叹道:“世人贪金如命,却不知金亦可成铁,欲念一生,反损根本。”清廷贪一时之税,广植毒物,恰似点金成铁,终致丁戊奇荒席卷大地,国力凋残,朝政糜烂,在一片病态中走向终局。
回看这段往事,鸦片盛行之谜早已不言自明:世道愈乱,人心愈投利而行;庙堂无策,反以毒充税,最终毒染山河,无人得免。读史至此,岂不深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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