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赈灾,看似反其道而行,实则以市场之手平抑粮价、以工代赈安抚流民,乃大智慧也。

北宋皇祐二年,杭州大旱,米价腾贵,一斗至百二十文。商贾乘时囤积,民有菜色,饿殍载道。寻常官吏,或开仓赈济,或强压米价,范公则不然。
他非但不抑粮价,反添薪加火,由是米价益发高涨。一时间谤议四起,人谓其与奸商勾结,牟取暴利。然范公默然不应,依旧我行我素。
未几,四方粮商闻杭米价奇昂,舟车络绎,争运粮至。粮多则价自跌,遂由百二十文落至数十文,民得饱食,灾情渐缓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反者道之动”,范公深知物极必反之理,以欲抑先扬之法,平抑市价,实为奇策。
当是时,范公更于城中大兴土木,召诸寺修建殿宇,又倡办龙舟赛事,引得富家竞掷金银,游者如织。城外饥民皆可应募为工,日得升米,不致饿死。
或讽其不恤民艰、纵情娱乐,范公却谓:“灾荒之年,民无所业,易生变乱。今以嬉游之事聚富人钱财,以工代赈活穷人性命,岂非两全?”
此法非惟宋代独有,昔张三丰云:“顺则为凡,逆则为仙。”范公行事,正合逆用常情、以反求正之妙。虽未出家修道,其思其行,暗合道法自然,非俗吏所能及也。
然此策能成,实赖杭州商品繁盛、富室云集。若在贫瘠之地,恐难奏效。由此亦可窥见北宋城乡悬殊、贫富分化之弊。都城内笙歌鼎沸,城外则饥寒交迫,即如吕蒙正曾对太宗言:“臣尝见城外不数里,饥寒而死者甚众。”盛世之下,实藏隐忧。
范公一生,屡遭贬谪而志节不坠,其赈灾之法,非但见其经济之才,更见其恤民之心、变通之智。后世读史至此,未尝不掩卷长叹:真“先忧后乐”之践履者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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