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北宋末年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在我们的印象中,宋朝,特别是北宋,是一个繁荣昌盛的王朝,有着繁荣的文化、富裕的人民和稳定的社会。如果不是北方不断出现强大的敌人南下骚扰,宋朝可能会成为未来的“世界灯塔”。情况真如此吗?事实上,宋代,特别是北宋,与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没有本质区别。它的繁荣、财富和稳定只是暂时的和虚浮的。今天,我们将讨论北宋末年的混乱,看看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速度有多快。
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大的王朝的灭亡直接或间都与农民起义有关。例如,秦朝死于陈胜吴广起义,汉朝死于黄巾起义,隋朝死于瓦岗起义,唐朝死于黄巢起义,宋朝之后的元朝,明朝,清朝都是死于农民起义,元灭于红巾军朱元璋等起义,明朝死于李自成,清朝被太平天国间接掏空。那么,北宋亡于北方敌人,是否意味着宋朝跳出了历史周期规律,它的制度、结构和形式可以防止农民起义?能避免阶级冲突?能避免社会动荡吗?
答案是完全否定的,正如现代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所说:“如果不是同时(金兵南下)民族冲突急剧增加,北宋政权肯定会被农民起义军推翻。”让我们看看北宋后期农民起义达到了什么程度。北宋活了160多年,爆发了200多起农民起义,平均每年不止一次。北宋末期,宋徽宗成为皇帝,宋徽宗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、书法家和诗人,但他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。
宋哲宗死后要设立新的君主,太后太立时为端王的赵佶,宰相章惇说,“端王轻佻,不可君天下。”宋徽宗喜欢古色古香的字画,还喜欢园林花园,他生活奢侈,无视政府事务。他将政府事务移交给蔡京、童贯等人,他们大多数都是出名的奸臣。结果,人们的怨恨在北宋末期爆发,很有天下大混乱的趋势。
北宋宣和二年,方腊在东南地区起义,起义军及其家族发展到近百万人,并一度占领杭州,动摇了北宋的财赋重地,严重威胁了北宋的统治。宋徽宗不得不在南部部署大量精锐部队,包括中央禁军、西军和河北边防军,以镇压叛乱。经过多年的战斗,叛乱分子被镇压了,但是在这场战争之后,北宋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也就是说,在方腊起义前后,我们熟悉的“梁山好汉”宋江等人起义,征战多年,横扫了几个县,最终被朝廷招安。
河北也有著名的起义,如张迪和高托山。由于河北的“常胜军”事件,河北百姓无法生活,他们民怨沸腾,纷纷揭竿起义,后来,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成为金军的向导。据史料记载,有十几起著名的农民起义,包括青州张仙、济南府孙列、沂州武胡、大名府杨天王、郓州李太子、密州徐进、水鼓山刘大郎等等。这些起义的规模从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,而其余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更是不胜其数。
可以说,北宋末年的社会已经充满了柴火,火开始逐渐蔓延。如果没有金军的崛起南下侵宋,民族冲突会压倒阶级冲突,那么可以肯定的是,北宋会和秦、汉、隋、唐、元、明、清一样在一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中爆发出,最终灭亡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宋代和中国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,没有太大区别。这也就是历史周期,对于宋朝的事情你有哪些了解,欢迎留言讨论。
北宋是如何灭亡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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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02月13日 ·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工程师
北宋是怎么灭亡的,这是一切发生的起点。北宋虽然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北方辽国的威胁,但是还不至于对帝国的统治造成根本打击。公元1125年,金国灭掉了辽国,开始了征服大宋的战争。他们一路南下,终于在1127年把大宋的两位皇帝,徽宗和钦宗,跟一大批皇室成员劫掠到北方。
这个事件就是有名的“靖康之耻”,北宋王朝从此灭亡。在这场巨变中,宋钦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运地逃了出来,他在南京登基称帝,继承了大宋政权,开启了南宋王朝。
你看,南宋王朝一开始就是在屈辱中诞生的。建立之后,军事上也节节败退。高宗刚刚建立的小朝廷在战火中四处逃亡,最危险的时候,甚至只能逃到海上避难。南宋朝廷建立不久,高宗皇帝就不顾身边大臣的反对,开始一次次派遣使臣向金国求和,把父母的奇耻大辱完全抛到脑后了。
在1129年的求和文书中,他甚至非常谦卑地写到:目前的状况是,我们想要防御,却缺乏人力,想要逃跑,却又无处可藏,所以,只能乞求达成和解。高宗这样说,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廉耻了。
在这场巨变面前,一些士大夫也表现得非常卑劣可耻。这些人原本标榜忠诚和节操,结果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开封的时候,他们居然主动投降,甚至逼皇帝出城,让皇帝成了俘虏。
皇帝昏庸懦弱,同僚毫无节操,这都让那些希望重振国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冲击,他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,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军事力量,拯救社会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。所以,那些有责任感的士大夫,就开始认同北宋时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看法,反对改革和变法。他们认为,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。
宋神宗时,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变法,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强国家力量,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就激烈地反对他。神宗去世以后,哲宗即位,司马光重新执政,废除了新法。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祐,保守派就被称为元祐党人。
我们可以说,在那之后宋代的历史,几乎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,也就是元祐党人,轮流主政的历史。
1093年至1125年,北宋覆灭前夕,元祐党人失势,改革派重新执掌朝政。只不过,这个时候的改革派,已经彻底失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,对制度改革毫不用心,道德上也无所顾忌,只关心党派斗争,关心怎么打压对手。
特别是徽宗时期,蔡京专权,他借机极力打击保守派力量,把元祐、元符时期反对变法的司马光、苏轼等一共309人都定为奸党,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,想让元祐党人永远不能洗脱罪名,他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能在京城做官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元祐党籍碑”。
所以,南宋的士大夫一致认为,是改革派执政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命运。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,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一个个都噤若寒蝉,不敢出声,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谈,批评变法。他们先是批评蔡京,后来,高宗皇帝直接越过蔡京,把矛头指向王安石,说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,实不知国家的危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已经开启了。
有保守派官员甚至说,王安石的学术不灭,国家就永远不会复兴。朝廷首先把王安石的牌位从神宗的宗庙里请了出去,这就意味着不再承认他曾经享有的地位。接着又撤销了曾经封给他的爵位,并且把任命状从历史记录中删除,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从此以后,所有士大夫都对“变法改革”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,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议都成了离经叛道的言论。虽然南宋周围有很多强敌,急需做出一些积极有为的改变,但是,改革的大门还是彻底关闭了。保守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,他们真诚地认为,制度上的变革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,国家最需要的还是道德重建。
这符合传统儒家的看法,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有道德的时候,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。为了重建道德,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道学传统,回到人的内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。
士大夫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成了两个问题: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改革,所以南宋初期就开始不断试图清除掉王安石变法的影响,所有人都不敢再提出改革的建议,改革的大门彻底关闭了;另一个原因是道德堕落,所以士大夫开始强调道德建设对于国家复兴的意义,开启了重回道学的大门。一道门关上,另一道门开启,这就是转向的开始。
1127年初,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后,对汴京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烧杀抢掠,把北宋那么多年来搜刮的财富抢夺殆尽,将汴京老百姓的硬货币抢夺殆尽,把宋徽宗、宋钦宗以下王公大臣、宫廷美女、能工巧匠3000多人俘虏,全部押往金国,至此,曾经辉煌于世的大宋王朝宣告灭亡。
那么,曾经繁荣兴盛的北宋,为什么这么快就灭亡了呢?
要追究宋朝灭亡的原因,关键有三点:一是武备的松弛;二是朝廷腐败;三是朝令夕改。
武备松弛:这个根源,可追溯到宋太祖建国时的政治构想和政策安排。赵匡胤在960年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后,深深担忧于五代时期武夫乱国的悲剧不断重演,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在宋朝继续重复,赵匡每月当上皇帝后,特在太庙寝殿立了一个“誓碑”,碑文有三层意思,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,二是要善待周世宗柴荣的后人,三是子孙有违此誓言者,天打雷劈。
而碑文的核心意思,就是确实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和国策。但在这一国策确定和贯彻执行后,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,那就是造成了宋朝武备的松弛。自从与文人,或干脆是文人治天下以来,宋朝无以复加地重视起文人来,而武将往往为人所不齿,故宋朝有“好男不当兵”的说法。结果,自然是武将势弱,自然是武备松弛,直接后果就是一旦遇到外族入侵,便无战将可派,便无强兵可挡,往往毫无招架之力,只得屈膝求饶,或花钱消灾,最后灭亡,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就这一点来说,北宋最后消亡,也不能完全怪罪宋徽宗和宋钦宗。
朝廷腐败:这是宋朝灭亡的第二因,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。北宋的腐败,尤其是徽宗时代的腐败,官僚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,那是天下共知的。当时,宋徽宗为了一己之欲望,不断派人到江南去搜刮,无论是金银珠宝,还是奇花异石,都大肆搜刮,用船运到汴京,许多农民家族不堪负重,甚至家破人亡,这是造成民愤和国内空虚的原因,也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。
就这一点来说,北宋灭亡,宋徽宗难辞其咎。
朝令夕改:容易被人忽略的,是北宋官僚阶层的仓皇反复、朝令夕改。一个国家的诚信是很重要的,尤其在对外的外交政策,有诚信则有平安,无诚信则无平安。无论是对内,还是对外族政权辽国、金国和西夏,北宋总是随风的扶柳,稍一风吹草动,就会更改政策,比如同辽国、同后来的金国,都是如此,结果造成了外族对宋朝的不信任,这也是引火上身,最后让金国入侵后,长驱直入,势不可挡。
北宋就这样灭亡。曾经繁盛一时的北宋为何就这样突然灭亡。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。
多年后,有一位词人张元干在送别友人的宴席上,忍不住写道:“底事昆仑倾砥柱,九地黄流乱注。聚万落,千村狐兔。”
他语气有些苍凉地高声质问,为何北宋王朝会倾垮,以致金兵入侵中原,人民遭受痛苦。
这一问谁能答呢。
他的目光越过宴席,注目朝堂之上,那里,君臣一味苟安。天意从来高难问。既然不能责问,他唯有叹息一声,将哀愁储于心中。在这里,张元干借天意指责君王之心。既然君王冷漠,难以责问,那么将士呢。
其实,南渡之初,将士不是没有努力过,他们拼杀,奋力征战,只求守护故土,但朝堂之上的君臣怕了、惧了,只求苟安一时。
他们用自己的懦弱埋葬了将士们的一腔热血。渐渐地,热血冷却了,朝堂喑哑了,只剩下一片唯唯诺诺之声。
北宋皇室被掳掠而去,仅剩下康王赵构凄凉南逃。
公元1127年5月,康王赵构在南京即位,是为宋高宗。不久,他定都临安,即现在浙江杭州。因为偏居东南沿海,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南宋。
此后,金军虽然偶尔南下侵犯,但局面得以勉强维持。
宋高宗一心只想维持残局,无心北伐收复失地,营救父兄。因而,有志于收复中原的将领俱被打压,比如宗泽、韩世忠,还有我们熟知的岳飞。
岳飞一片忠心日月可鉴,竟然惨死于狱中。与此同时,一心求和的朝臣反被重用,比如秦桧。渐渐地,抗金将领的权柄被剥夺,而议和的论调充斥朝堂,无人阻拦了。
恰好,锐意已失的金国也有意议和。于是,宋、金两国,使臣开始往来不绝,商谈和议之事。公元1141年,南宋和金国签订了屈辱的“绍兴和议”—“绍兴”是宋高宗的年号。
和议约定:宋金边界东恰好,锐意已失的金国也有意议和。于是,宋、金两国,使臣开始往来不绝,商谈和议之事。公元1141年,南宋和金国签订了屈辱的“绍兴和议”—“绍兴”是宋高宗的年号。
和议约定:宋金边界东至淮河,西至大散关,即现在陕西宝鸡西南;南宋向金国称臣,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、绢二十五万匹。
这份和议虽然屈辱,但使南宋王朝得以苟安。
自绍兴和议以来,金国每年都接受南宋大批赔款和财务,对边境的侵袭少了很多。朝堂之上的君臣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既然边境无事,他们便开始沉溺于享乐,筑起了亭台楼阁,只见雕梁画栋,耀眼夺目。他们醉生梦死,泛舟湖上,乐而忘返。朝野上下,一派祥和,仿若那见之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胜景复现。面对此情此景,有识之士不能不痛心疾首。
诗人林升忍不住在临安城一家旅舍墙壁上题诗一首,予以讽刺。他奋笔写道: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是得,青山之外,依旧是青山;高楼之外,依旧是高楼。泛舟西湖的权贵们通宵达旦地听歌观舞,寻欢作乐,这种情况何时才能罢休呢。
春风和煦,使得他们更加迷醉。恍惚之中,他们早已忘却家国苦难,忘却中原失地,苟安于波光艳影,苟安于宴游之乐,将偏居一隅的杭州当作繁盛的旧日都城汴梁。
就在南宋朝廷沉浸于苟安之中时,金国也在渐渐没落。然而,他们的身侧有一庞然大物即将崛起,那便是元王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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