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称帝时确有费诗、刘巴、雍茂等数人谏言反对,然结局迥异:直言者贬谪边郡,谏缓者或隐或殁,而称帝大业终成定局,反对之声如秋叶飘零,难撼根基。

且说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,曹丕篡汉自立,改元黄初。彼时益州内外讹传汉献帝已遭不测(实则献帝被封山阳公,安然居于河内,卒于魏青龙二年),消息如惊雷滚过巴山蜀水。群臣环伺,联名上表,力请汉中王刘备承续汉祚。玄德三辞三让,涕泪沾襟,终在章武元年(公元221年)夏四月丙午,于成都武担山南麓登坛告天,即皇帝位,国号仍称“汉”,史称季汉。此举非仅为私心,实系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之大义所驱——汉统若绝,何谈中兴?
恰如刘梦得《蜀先主庙》所咏:“天地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。势分三足鼎,业复五铢钱。”此诗道尽先主承续汉脉之志,亦暗含时势所迫之苍凉。
须知乱世立国,名分即命脉。刘备以宗亲之身创造法统,非为贪恋九五,实为凝聚人心、高举讨贼大旗之必需。此中深意,恰似南怀瑾先生常言:成大事者,须借天时、立人和、正名分,方能聚沙成塔。
然庙堂之上,亦有清醒之音。犍为太守费诗直言:“今大敌未克,而先自立,恐人心疑惑。”言辞恳切,却触逆鳞,即日贬为永昌从事,远赴南中烟瘴之地。尚书令刘巴与主簿雍茂亦谏“宜缓称尊号,以待中原有变”,刘巴虽未遭显罚,然心灰意冷,次年病卒于任上(《三国志》载其“为人清简,不治产业”,非遁走交州);雍茂则因屡谏触怒,竟被寻隙处死,令人扼腕。
血泪昭昭:直言若逆时势,纵怀赤诚,亦难逃“婞直招尤”之劫。雍茂之殁,实为乱世谏臣一记警钟。
至于默然不语者,如后世劝降刘禅之谯周(原文“樵周”系笔误),当时隐忍存身,终成历史另一页注脚。然细察《华阳国志》《三国志》,反对之声虽存,却如微澜入海——登基诏书既颁,分封群臣、祭告天地、誓师北伐,大势已成江河奔涌,岂容片语回澜?
个中玄机,恰似《菜根谭》所悟: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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