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睿宗三让皇位,并非简单的怯懦避祸,而是一种洞察时局、以退为进的至高政治智慧,他是在用自己的“无为”,为儿子李隆基的“有为”铺就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。

公元662年,大唐的含凉殿里,一位未来的皇帝降生了,他就是李旦,武则天的第四子。这皇家的血脉,说起来也真是一绝,父亲是皇帝,哥哥、侄子、儿子也皆是九五之尊,更有一位称帝的母亲,自己还当过太上皇,这等奇事,千古独一份。李旦两度登基,在位八年,真正掌权的日子却不过两年,余下四年,是安安稳稳的太上皇。
《旧唐书》里说他“每恭俭退让,竟免于祸”,这八个字,看似平淡,实则道尽了他一生的生存哲学。在那个母亲临朝、宗室屡遭变故的年代,多少李氏子孙成了刀下之鬼,他却能在这政治漩涡中保全自身,这份能耐,非常人可比。
第一让,让出了女皇,也让出了生机。公元684年,李旦第一次坐上龙椅,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,与皇后一同被软禁在深宫之中。朝堂之上,母后武则天大权独揽。很快,扬州兵变、宗室起兵,皆被武后铁血镇压。到了公元689年,武则天改元建周之心已是路人皆知。身处波澜中心的李旦,上了一道表章,恳请母后荣登大宝,甚至请求赐姓武。这一让,
看似屈辱,实则是在刀尖上跳舞的求生之策。他不仅换来了自身的平安与几个儿子的封赏,更“让”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的诞生。
第二让,让出了兄长,也让出了安宁。圣历元年,武则天将废黜已久的庐陵王李显接回洛阳,立储之意不言而喻。李旦何等聪慧,立刻便看清了这盘棋的走向。他随即称病不朝,主动请辞太子之位,将储君之位还给哥哥。这一让,
是洞悉人心的智慧,避免了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兄弟相残在李唐皇室中再度上演。他深知,在绝对的权力面前,任何争抢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
第三让,让出了儿子,也让出了一个盛世。延和元年,韦后乱政,妄图成为第二个武则天。李旦的儿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,一举诛杀韦后集团,拨乱反正。事后,李旦再次登基,但他深知,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是儿子李隆基,军心民心所向,亦是李隆基。于是,他毅然决然地再次让位,自称太上皇,将大唐的舵盘交到了李隆基手中。这一让,
正如道家所言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,他看似退到了幕后,却为大唐“让”出了一个光耀千古的“开元盛世”。
李旦的“让”,似乎也传给了他的长子李宪。当年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,功劳盖世,按理说,李宪身为嫡长子,太子之位唾手可得。然而,他却选择了辞让。他对父亲李旦说:“储君,国之公器,时平则立嫡,国难则归功。今若非其人,恐海内失望,非国家之福。”这番话,并非客套,而是对时局的清醒认知。
他明白,此时的李唐王朝,刚从武氏和韦氏的阴影中走出,百废待兴,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。李隆基手握兵权,功勋卓著,是众望所归。自己若强行占据储位,只会引发新的内斗。这是顾全大局,亦是顺势而为。
更深一层的原因,是他对宫廷斗争的恐惧与厌倦。他自幼目睹了太多骨肉相残的惨剧,生母与李隆基的生母,皆被他们的祖母武则天所害,连尸骨都未曾寻回。父亲李旦一生,也是在战战兢兢、忍气吞声中度过。
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,他早已受够了。与其坐上那如坐针毡的太子之位,不如做个逍遥自在的亲王。
这不禁让人想起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的感叹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
在宏大的历史洪流与残酷的权力斗争面前,个人的生命与荣辱显得如此渺小,退一步,或许才是海阔天空。李旦与李宪父子的“让”,看似是明哲保身的退却,实则是一种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大智慧。他们用自己的退,换来了李隆基的进;用自己的不争,换来了大唐江山的稳固与繁荣。这父子二人,就像是棋局中深谋远虑的棋手,看似舍弃了关键棋子,实则早已布好了通往胜利的棋局。这其中的道理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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