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医学的逆袭,根植于其“抑巫扬医”的国策与儒学思想的深度融合,从而催生了“儒医”这一独特群体,将医道提升至“救世”的高度。

说起中国古代的名医,扁鹊、华佗、孙思邈如雷贯耳,他们不仅是杏林高手,更是饱学之士。然而,在宋代之前,医者这个行当,社会地位并不高,甚至有些卑微。真正让医学完成惊天逆转,让“尚医”之风遍及朝野的,正是大宋王朝。这背后,其实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,是宋人“救世意识”的集体觉醒。
话说回来,在医道昌明之前,是巫术横行的漫长岁月。古人生存环境恶劣,面对疾病瘟疫,往往求助于鬼神之力。
《逸周书》里便有“乡立巫医,具百药以备疾灾”的记载,但这时的“巫医”,半是巫术,半是草药,更偏向于前者。
其结果可想而知,治病不成反害命者,比比皆是。汉代王符在《潜夫论》中痛斥:“而起学巫祝,鼓舞事神,以欺诬细民,荧惑百姓。”
这便是巫医的真实写照。春秋战国,百家争鸣,巫术的地位已然动摇。到了大宋,随着经济繁荣,思想愈发开明,朝廷终于下定决心,开启了“抑巫扬医”的先河。宋太宗时期,便明令禁止岭南地区“杀人祭鬼”的恶俗,倡导以儒家教化开民智。更有大臣如曹宪者,
“乃出私钱,市药剂,饮之,民初强从,既稍有瘳。”
自己掏钱买药给百姓喝,用亲身事实证明医术的有效。这种“以身试法”的推广,远比一纸禁令来得有力。朝廷更是设立了太医局,专门培养医学人才,将医事纳入国家管理体系,巫医的生存空间被彻底挤压。巫术退场,谁来填补这片思想的真空?答案是儒学。宋代程朱理学蔚为大观,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。士大夫阶层对“巫医乐师,百工之人”向来不屑,但他们发现,医学之中,竟藏着儒家“仁心”的至高境界。
于是,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出现了——范仲淹那句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。这句话石破天惊,它将医者与治国平天下的宰相相提并论,赋予了医学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。良相治国,良医救人,本质上都是“兼济天下”的儒家实践。这便是宋代“尚医”现象的思想内核。
从此,儒学与医学不再是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,而是完美融合。
《宋会要》中明确记载:“使习儒者通黄素、明诊疗,而施于疾病,谓之儒医,甚大惠也。”
“儒医”一词,由此诞生。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技术人员,而是怀揣着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理想的读书人,将行医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另一条道路。这种追求,与道家的修行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道家讲求长生,贵生养生,对人体的探索极为深入。相传张三丰祖师,不仅是武当派的开山鼻祖,其医术亦臻化境,能点穴断脉,活人无数。儒家求“仁”,道家求“生”,两者在“爱护生命”这一点上殊途同归,共同将宋代医学推向了高峰。
这股风气,让士人阶层纷纷投身医学。他们读圣贤书,亦研读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当看到百姓饱受病痛折磨时,他们想到的不再是空谈义理,而是像杜甫诗中所期盼的那样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只不过,他们手中的“广厦”,便是那一剂剂救命的汤药。这,便是宋人救世意识的觉醒,也是医学在那个时代完成逆袭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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