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答:唐朝能轻松击败突厥,是因为其国力强盛、制度先进、尚武开放,而突厥仍是松散部落;宋朝面对的契丹(辽)已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,加之宋朝重文轻武、战略保守、先天失地,自然难以复制唐之胜绩。

大唐初立,虽曾向突厥称臣纳贡,李世民亦有“渭水之盟”的屈辱——彼时突厥兵临长安城下,大唐不得不以金帛退敌。然此非怯懦,实为韬光养晦。未及三年,即于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十一月,太宗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,统帅李勣、薛万彻等名将,兵分六路,直捣东突厥腹地。
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靖引兵自马邑出,夜袭定襄,破之。”李靖奇袭如雷霆,颉利可汗仓皇北逃,欲越碛口投奔吐谷浑,却遭李勣截击于灵州西北,部众纷纷倒戈。至贞观四年(630年)三月,颉利被俘,东突厥汗国覆灭。四夷君长共上尊号“天可汗”,大唐威震漠北。
此役之胜,非仅赖李靖之智、李勣之勇,更因突厥体制落后——其政不出部落,号令难统一,强者为王,弱者附从,恰如一盘散沙。太宗深谙“远交近攻”之策,分化瓦解,各个击破。加之大唐立国即尚武,太宗常与将士习射于殿庭,许带刀入朝,军心振奋,士气如虹。国势蒸蒸日上,经济富庶,文化包容,遂成“胡越一家”之盛世气象。
反观北宋,立国之路迥异。赵匡胤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,得天下于前朝禁军之手,故对武将猜忌极深。自太祖始,“杯酒释兵权”,以文制武,枢密院掌调兵之权,而统兵之将无调度之实。战术指挥竟由不懂兵事的文官遥控,将士束手缚脚,何谈决胜疆场?
尤为致命者,燕云十六州自后晋石敬瑭割让于契丹,中原门户洞开,无险可守,更失战马产地。北宋骑兵孱弱,步兵难敌辽之铁骑。太宗两次北伐(高梁河、雍熙北伐)皆惨败,自此锐气尽失。真宗时澶渊之盟,岁输银绢三十万,换得百年苟安,实乃“以金钱买和平”之鸵鸟政策。
须知,契丹所建之辽,并非昔日突厥可比。其采唐制设南北面官,兼治游牧与农耕,既保“捺钵”传统,又立五京制度,国力强盛,军政一体。辽圣宗、萧太后时期,更是“法令修明,上下辑睦”。正如《辽史》所言:“兼制中国,官分南北,以国制治契丹,以汉制待汉人。”此等成熟国家,岂是部落联盟所能比拟?
北宋内敛含蓄,重文轻武,士大夫以吟诗作赋为荣,视军功为粗鄙。久而久之,尚武精神湮没于科举文章之中。苏轼曾叹:“天下之士,皆以文墨为业,而忘战守之备。”此非一人之忧,实乃时代之症。
回望历史长河,不禁想起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警句:“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唐之雄风,宋之积弱,皆非偶然。制度之优劣、精神之昂扬或萎靡,终将刻入国运之骨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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