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崇之所以能逼武则天退位后仍得善终,关键在于他深谙“功成身退”之道,以情掩智,以泪藏锋。

神龙元年(公元705年)正月,武后病笃,张柬之、崔玄暐等五人密谋诛除张易之、张宗昌兄弟。姚崇时为凤阁侍郎,亦预其事。及至羽林军突入宫禁,斩二张于廊下,旋即逼武氏传位于太子李显。中宗复位,五王皆封公侯,一时风光无两。
然当群臣簇拥中宗往问上阳宫起居,众人皆喜形于色,唯姚崇垂涕不止。张柬之劝曰:“今日岂是泣时?祸将由此起矣!”姚崇答道:“事武后久矣,一旦诀别,情不能已。若以此获罪,亦所甘心。”
此泪非徒哀旧主,实乃洞明局势之深虑。彼时中宗庸懦,武三思与上官婉儿内外用事,武氏余焰未熄。姚崇深知,政变虽成,风波未息,稍有不慎,便成齑粉。
后果如其所料。翌年,武三思借中宗之势,尽夺五王权柄,四人相继贬死,唯姚崇因“泣别武后”之举,被视作非主谋,得以保全性命,外放地方。
晚年姚崇病笃,召二子至榻前,嘱曰:“吾殁后,张说必来吊。此人贪慕书画,汝等可陈我平生所藏于堂。若其流连顾盼,则汝辈无忧;若漠然不顾,速卖田宅,遁迹山林,庶几可免祸。”
及丧,张果至。见壁间古帖名画,目眩神驰。姚氏二子即奉其所注目者送至相府,并泣曰:“先父遗命,神道碑非公莫属。”张说感其诚,夜撰碑文,极尽褒扬。玄宗览之,怆然圈可。
未几,张说欲倾姚党,面奏玄宗,历数其“过失”。玄宗徐曰:“卿忘所撰神道碑乎?盖棺之论,岂可轻改?”张说顿首无言,始知姚崇虽逝,犹布一局,以情义缚其口舌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巧若拙,大智若愚。”姚崇之智,不在刀光剑影,而在一滴清泪、半幅丹青之间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也。”其能全身而终,非侥幸,实乃深通道理、善用人心之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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