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难当头晏殊饮酒宴客，他与欧阳修因此结下仇恨

国难当头，晏殊设宴饮酒，欧阳修赋诗讽谏，师生情谊自此生隙——此事非关酒盏，实由道不同。

一、知遇之恩与裂隙之始

宋仁宗天圣八年，欧阳修年方二十四，赴礼部试。主考官晏殊见其文辞清峻、立意精准，拔为首选。自此，欧阳修执弟子礼，称晏殊为师。后欧阳修出仕西京，与钱惟演、梅尧臣等唱和酬答，文名日盛。时人谓：“晏词、梅诗、欧文”，并称三绝。

然师生之谊，初如春水，终成寒冰。庆历年间，西夏犯边，烽火连天。晏殊身为枢密使，掌天下兵机，却于大雪纷飞之日，宴客园中，丝竹盈耳，酒香四溢。欧阳修携友往谒，见状愕然，即席赋诗曰：“主人与国共休戚，不惟喜悦将丰登。须怜铁甲冷彻骨，四十余万屯边兵。”

此诗本出忠悃，意在规劝。然晏殊览之，怫然不悦，谓人曰：“韩退之赴裴晋公宴，尚只云‘园林穷胜事，钟鼓乐清时’，何曾如此讥刺？况吾为其师！”自是心生嫌隙，尝言：“吾重修文章，不重他为人。”

二、道不同，不相为谋

表面看，裂痕起于一诗；实则根植于性情与政见之异。晏殊性尚冲和，笃信黄老，执政十余年，务清净无为，有“太平宰相”之誉。尝效吕蒙正、李沆之风，守成持重，不喜更张。

欧阳修则刚直敢言，《宋史》称其“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”。范仲淹被贬，高若讷附势诋毁，欧阳修即作《与高司谏书》，斥其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及至晏殊荐其为谏官，欧阳修仍不避锋芒，屡陈时弊，常令晏殊面赤难堪。

至“庆历新政”起，二人歧见益深。欧阳修力挺改革，连章弹劾守旧大臣，言辞激烈，震动朝野。晏殊虽未明言反对，然默然旁观，依旧填词饮酒，若无其事。此等“不作为”，在激进者眼中，无异于阻挠。晏殊遂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，欲远其人。谏官群起力争，谓“任修于河北，失其所长”，反劾晏殊专断。未久，晏殊罢相，师生之隙，遂成朝局之裂。
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：“顺则凡，逆则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世间事亦如是。晏殊求稳守静，如老聃所倡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；欧阳修锐意进取，似孟子所谓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二人皆有所执，皆有所守，然道既不同，纵有知遇之恩，亦难共舟同济。

晏殊卒后，欧阳修未改其志，亦未改其言。一生耿介如初，宁折不弯。后人读史至此，或叹其直，或惜其刚，然天地之间，正因有此等“不合时宜”之人，方使青史不堕，正气长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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