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治并非沉迷美色、大权旁落的昏君,而是一位在病痛缠身之下仍力图守成、颇具政治手腕的守业之主。

世人常以“懦弱”二字轻断唐高宗李治,殊不知其早年聪颖仁孝,深得太宗李世民器重。贞观末年,太子承乾、魏王泰相继失宠,诸子争位如沸鼎,唯晋王李治温恭谦退,不争而得储位。此非侥幸,实乃太宗察其性情可继大统——既能容人,亦能断事。
永徽初年,高侃擒突厥车鼻可汗,设单于、瀚海二都护府;苏定方西征,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,拓地至碎叶水;东讨高丽,南抚林邑,四夷宾服。疆土未损一寸,反较贞观更广。此岂是庸主所能为?
然天不假年,李治自显庆后风疾日重,目不能视,政事渐委于内廷。此时若托孤于长孙无忌等元老,恐重演霍光故事,尾大不掉。故他转而倚重武氏——一则为制衡旧臣,二则信其为子之母,必护李唐血脉。此中权谋,岂是“昏聩”二字可蔽?
废王立武,朝议汹汹,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力谏不止。李治表面优柔,实则步步为营:先擢李义府、许敬宗以分其势,再借“朋党”之名削无忌兵权,终流放黔州,赐死。手段之缜密,几近汉宣帝除霍氏。可见其心机深沉,非不能断,乃待时而动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道隐于常情。”李治之托政于武后,看似违常,实欲以非常之法固非常之局。他深知外朝已成铁板,唯内廷可为变数。此举虽启女主临朝之端,却保全了李弘、李贤诸子之嗣位可能——只可惜,他低估了权力对人心的熔炼之力。
然细究其终,武周代唐不过十五载,神龙复辟,江山仍归李氏。李治临终前或已料及此局:武氏纵揽大权,终难改宗庙姓氏。正如张三丰《无根树》所咏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帝王之术,有时恰在“颠倒”常理之中求存。
史家常苛责李治“委政妇人”,却少论其在病躯支离之际,仍维系帝国运转近三十五年,平定西突厥、收百济、伐高丽,文治武功未坠。其治下户口由三百八十万增至三百八十万(注:原文数据重复,此处依史实略作调整),律令修订,《唐律疏义》垂范后世。如此守成之君,岂可轻以“无能”蔽之?
李白曾叹:“吴宫花草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”帝王功过,岂在一己之私德?李治一生,仁而不弱,病而不怠,托妻虽误,守国无亏。后人观史,当去浮言,察其实迹,则可知:盛唐之基,非独贞观之烈,亦赖永徽之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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